蜗居剧评

一部《蜗居》，戳到了中国人的什么痛处？

12月初，当广电总局的官员出面批评电视剧《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负面”的时候，很多网友私下笑了。就如十几天前，《蜗居》突然在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停播一样，大家也是笑了。　

　　这笑中有很多约定成俗的中国式逻辑推理：推理一，都惊动官方了，这剧肯定火了——人们是想看的。推理二，它被停，被批，还被指低俗——肯定有着很多不可告人的东西。鉴于这两条，你大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一部你特想看到，却有人特别不想让你看到的片子。

   的确，《蜗居》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你特想看，因为它真实，从中你看到了自己或者你周边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而有人特别不想让你看到，是因为它折射出了这个现实社会经济上的不公平和情感上的不安全。当然，它也确实有些“低俗”，因为它很大一部分在靠情色推动情节。而且它牵扯到官场的腐败，房地产商和政府权力的勾结，房奴，出轨的婚姻，性与爱的纠葛。可谓处处敏感，处处落在中国人当下的痛点上。

    第一个痛点非房奴莫属。这个故事起因便是房子。和这个国家的无数年轻人一样，主人公海萍出身小城镇，在接受良好的教育后，留在大城市。因为高的离谱的房价，成婚后的她只能和一群小市民合租，放下脸面，拉下身份，为鸡毛蒜皮争吵，而且生了孩子也只能寄养在远方的老家里。破败的现实使得房子成为海萍的心魔，为了有自己的房子，海萍放弃享受生活的任何可能，节衣缩食，牢骚满腹，终日操劳。

作为中国人积袭已久的安居才能乐业，有房才有安全感的认知，我们好像无法苛责现在年轻人的执迷。现实是，高房价绑架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理想和生活。我们周边有无数个海萍，在为着高房价焦虑。

第二个痛点则是婚姻出轨的问题。也是本剧最惹争议的部分。身为市委秘书的宋思明有权，有钱，只是婚姻乏味。一次偶然机会，他认识了海萍的妹妹海藻，由此焕发了第二春。海藻大学毕业后遇到小贝后，相亲相爱。为攒钱买房，俩人清贫度日。可当姐姐买房遇到资金困难，而小贝又不愿出钱相助时，她向一直对自己颇为关心的宋思明出口相求。宋在权力和金钱上呼风唤雨的本事使得海藻产生仰慕和依赖感，并最终成为宋合法妻子外的女人。

   宋思明这个角色是社会既得利益者的形象：沉稳，有路子，爱家爱青春爱权力带来的种种便利和荣耀。但他也有缺失：青春和爱；海藻的生活一直是被动的。她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无论生活给予什么，她都悉数收下。小贝来了，她觉得挺好，宋思明来了，她起初觉得羞耻，可慢慢就觉得好了，因为这个依靠给予的能量更大。海藻的角色昭示出这个社会很多年轻女孩子的价值观：通过依附获取安全感。她缺失的是：自我；小贝背后是更广大的年轻男性群体。这个群体无权无势，赤手空拳打天下，在很多既得利益者已经靠资本靠权力赚钱的时候，他们还只能靠劳动生钱。因为缺钱，对于爱情这种有自私属性的东西，他们是没资格和既得利益者竞争的。很多人推断，婚后的小贝，要么成为苏淳（海萍的丈夫），因为无能，活在老婆的牢骚重压下，要么成为第二个宋思明。

　　〈蜗居〉几乎扫射了中国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人生实苦的本质也被揭示出来：底层的在为生存苦，有青春，没钱，也就负担不了爱；上层的则为生活苦，有钱，却没了青春，没了爱。从这点讲，〈蜗居〉非但不低俗，反而是有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