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着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曾在其书中定出出了中国六大政治家分别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
对于这个说法，另一位史学家章太炎对此说法十分反对，因为他认为这六位政治家基本上都属于法家人物，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儒家政治的本质，对于诸葛亮更是主张此人无治国之才。
就这些政治家而言，锐意改革者不在少数，而其中有两个人的改革却颇有意思，那就是王安石与张居正。
拗相公与活太师——两个性格不同的改革家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王安石为人过分张扬，早在英宗年间，丞相韩琦就对他的评论是：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着名的参知政事唐介也评价道：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正因为其过分执拗，所以有了一个拗相公的名声，对于王安石来说，他个人的思维注定了他变法之路走不长。
张居正比起他来说就很好了着名历史学者唐甄在其《潜书》中称为张居正之为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尤长于用人，筹边料敌，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用凌云翼平罗旁之乱，并拓地数百里；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辽左屡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居正之功如是，虽有威权震主之嫌，较之严嵩，判若黑白矣。主虽至愚，未有以乱政为良相，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然则任相之道，岂难能哉？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
张居正本身是个强势之人，黄仁宇先生考证此人十分张扬，出入极其讲究排场，甚至僭越礼制，配备火铳队为私人护卫部队，且有贪污腐化之行，万历皇帝对其也十分畏惧，但是张居正聪慧就在于他在朝堂之上可以团结反对者，改变反对的声音，从而使得自己的改革变的顺利，并且在后宫中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的支持。
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佑5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
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怎样法度？完全可以自由发挥。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改革措施——探究深层次的内容
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总体来说改革应该以官僚体系为第一改革，而经济属于复苏改革，而王安石舍本逐末铺得太大招致了反对的结果。
改革结果
王安石的改革策略用今天的思维来看，类似于凯恩斯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国家公有制主义，本身目的是为了避免豪强哄抬物价，与马克思主义避免垄断资本的目的是一样的，尽管王安石的设想十分美好，可是现实却远比他想的困难，原因在于王安石触及了不与民争利的底线，王安石的行为无外乎公有制与国有化，有政府操盘的思维，这样而言反而与北宋一直坚持的社会市场自由主义形成了对立，王安石与宋神宗都抱有很不好的目的性，历史学家蔡东藩对他抨击为：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王安石这么做在于用兵边塞恢复汉唐旧疆界，牺牲百姓利益满足历史国家至上的原则，而宋神宗目的无外乎于借机加强皇权，北宋自仁宗朝开始即走向中书-鸾台—君主，三权制衡的治理的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神宗加强君权的行为也加剧了大臣的不满，王安石用之非人，也颇为遭受诟病。
张居正的改革却完全相反，张居正的改革类似于现当代的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经济主义，依靠经济流通来衡动物价与流通。在张居正改革前，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可以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改革前就有实践基础，这是王安石没有的。张居正在位期间也有效制约了明神宗专权。
但是从结果来看，殊途同归，两次改革都起到了很大的反作用，王安石的变法引发了严重的党争，此后北宋朝堂之上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相互碾压不绝，党争招致了最终靖康之耻的结果。而张居正的变法效果也不好，万历受够了张居正的强势，张居正时候尽数废掉了他的改革法案，更重要的是，万历此后不肯再用强势的臣子而用了较为喜欢和稀泥的申时行，申时行软弱无能，万历逐步懈怠于政，也为此后的明朝党争也逐渐埋下了伏笔。（文/煮酒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