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短命的直接原因是胡亥的残暴。他的残暴，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秦始皇称帝后的第一件事是改自己的尊称为“皇帝”，以显示他的尊贵。与此称鲜明对比的是，秦二世上台后欲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度享乐，而落实的却是大屠杀，自毁长城。这在后世成了利用不轨手段登上帝位的“必修课”。
冤杀蒙恬兄弟。被赵高公报私仇的蒙恬兄弟父祖三代都是赫赫有名的将军。因为扶苏已死，开始胡亥还想放了蒙恬，不料赵高怕以后蒙恬，马上阻止了：“以前先帝曾经想立贤明的陛下为太子，是蒙毅阻止了，他是不忠不义的人，以我之见，不如杀了他们。”赵高是个戳烂天不补的人，反正天下都是胡亥的，与他何干？
鬼迷心窍的二世不听兄子子婴之言，把代秦始皇祈祷山川才回来的蒙毅囚禁在代，更改法律，按图索骥，故意赐死。蒙毅在指责了胡亥滥杀无辜之后被杀。胡亥又遣使者到阳周连坐蒙恬，蒙恬说：“我家积功信于秦三世了。今我带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背叛。但是我守义不反，不敢辱先人之教，也是不忘先帝。”使者不敢转达，蒙恬喟然叹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无奈之下吞药自杀了。
手足相残。本来胡亥琢磨的第一件事是如何极尽耳目之娱的，被赵高所劝杀了蒙恬兄弟，就准备转移方向收手了。才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充满对女性的好奇，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是他似乎立志要阅尽人间春色，说：“人居于世间，就像白驹过隙。我既然已君临天下了，欲极尽耳目之所好，穷尽心志之所乐，而且还想长有天下，终我一生，这个要求可以达到吗？”这种玩物丧志的颓废之语，如果是李斯或许会用周幽王和褒姒的故事劝谏。可偏偏胡亥所问的是“诲淫诲盗”的老师赵高，而赵高正唯恐天下不乱，懵懵懂懂的胡亥去问他，恰是正中下怀。
赵高极力称赞胡亥的想法是贤主之所能达到，而昏君所不能达到的，还出了个阴毒的主意，就是杀尽诸兄弟后，才可以高枕无忧地享乐。赵高以三寸不烂之舌轻易将胡亥说动，于是胡亥在赵高的帮助下更改法律，故意让群臣、诸公子犯罪，一旦有罪，就让赵高治罪。胡亥分两批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第一次把十二个哥哥砍头于咸阳的集市，十个公主在杜县被剁成肉块，相连坐者不可胜数；第二次在杜邮(今陕西咸阳东)又将六个兄弟和十个姐妹碾死，刑场惨不忍睹。将闾等三人也是胡亥的兄弟，最终也被逼自尽。
横征暴敛。二世的残暴，还表现在重敛赋税、大兴徭役、挥霍无度上。这是沿袭秦始皇的做法，当时修建秦始皇陵的征夫多达70万，胡亥出巡归来，在基本完工后，却不体恤百姓之苦，接着又为了满足自己的声色之娱，又大发徭役继续阿房宫和直道、驰道(古代的高速公路)的修建，同时还派兵征讨四夷，以显示自己的指挥才能就像秦始皇一样高。他选了五万个精壮的士兵驻守咸阳，并让他们学习骑马射箭，以供自己打猎之需。这时，聚集在咸阳的人数太多，粮食无法满足所需，胡亥不想影响自己的挥霍，就下令周围的郡县向咸阳运送粮草，而这些应付差使的人员，不但没有公款吃喝，还得自己负担干粮，也不许取用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粮食(刘邦当“威风凛凛”的亭长，曾经送征夫到咸阳，县里的小小官员们都要凑份子钱给他路上用，萧何总是多给一倍；没有这些钱，恐怕刘邦就要在路上讨饭了)。
秦朝的徭役极其繁重，而且还有人头税等名目繁多的苛税，仅田赋就“收泰(大)半之赋”，此外还有征收饲草三石、禾杆二石等实物的附加税；成年农民一生要服兵役一年，应役的期限也很长，从17岁到60岁，这叫“正卒”；还要戍边一年，称为“戍卒”；每年还要为郡县服劳役一月。其他的各种临时苛捐杂税也是不计其数，穷于应付。而这些徭役一旦失期，就会被处死，百姓叫苦连天。
严刑峻法。在战国七雄中，秦国的法律是最“严”、“繁”、“酷”的，甚至变法的始作俑者商鞅也是自作自受被“车裂”而死。秦国律令之繁，酷法之多，别国难望其项背。秦始皇非常欣赏法家，他曾经在见到李斯的同门韩非子(后来因嫉妒的李斯作梗被冤杀了)的文章后说，如果能见到他而随游，死而无憾，可见其顶礼膜拜之至，李斯也是因为是法家人物而受到他的青睐。
秦律令之繁，令人不敢相信，据湖北出土的《云梦秦简》所载有律名达29种之多，涉及的社会覆盖面相当广，而这只是一小部分。其中有的规定甚至到了近乎细琐的地步，如有一条《厩苑律》规定：在每年的四、七、十月和正月都要评比耕牛，养得好的，就奖励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的一次更役；养得差的，不仅田啬夫要被申斥，还要罚饲牛的两个月的役期。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少了一寸，就要鞭打耕作者十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秦律令之酷，让人惨不忍睹。仅仅一种死刑，就有斩、戮、车裂、枭首、弃市、赐死、夷族等十几种。“参夷”、“连坐”是两种刑罚非常严酷的法令，许多人家因此家破人亡。到了胡亥上台，李斯为了免祸，向胡亥提出了“督责”之术。他批评仁义的尧、禹没有实行“督责”，是他们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桎梏”而不能随心所欲，他认为施行“督责”可以让帝王独断乾纲，大臣不敢为非作歹，老百姓都忙着修改自己的过失，哪里有时间图谋反叛呢？这样天下自然可以太平，君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殊不知，正是这种恶政为秦造就了一个掘墓人——刘邦。他本是体制中的亭长，因为带着服苦役的隶徒去骊山，隶徒们纷纷逃亡，刘邦见完不成任务，干脆就把他们放了，自己去落草干很有前途的“盗贼”职业了。
在李斯助纣为虐的建议下，大喜过望的胡亥果然“行督责益严”，谁整治百姓越严厉，谁就是好官，“杀人众者为忠臣”。当时，路上的一半人是受过刑的，被处死的人堆积于市，胡亥高兴地说：“若此，才叫能督了。”桓宽《盐铁论》记载说：“赵高以峻法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籍，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一派恐怖的统治气氛。
正是在这种漫无边际的重负和酷法之下，天下的舆论都是“天下苦秦久矣”，于是官逼民反，“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在秦二世继位的第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在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鼓动下，可怜一度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秦帝国眨眼的工夫就“一行白鹭上青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