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较为古老的一部。据《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置博士”就是在大学里设专科教授。可知西汉初《孝经》已经广泛流传并受到推崇。
《孝经》托名于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其书本文与先秦古籍相因之处很多，如《孝经·三才章》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明显袭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里的句子，只是把其中的“礼”改成了“孝”；《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孝经·事君章》中与之相同；还有仅改动个别词句者。《孝经》也有袭用《孟子》的地方，对此，清人陈澧进行了对照研究，在他的《东塾读书记》中已经一一指出。将《荀子》与《孝经》对照，则发现《孝经·谏诤篇》大多袭自《荀子·子道篇》，其中有些字句不是完全相同，有的只是提取了基本意思，然后根据需要添加了可用词句，但承袭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孝经》的成书应该在《左传》及《孟子》《荀子》流行之后。
那么，《孝经》最晚成于何时呢？经过查找，发现最早引用《孝经》的文献是《吕氏春秋》，该书的《察微篇》记：“《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这段文字明确指出引自《孝经》，并且的确与今本《孝经·诸侯章》文字完全相同。此外，《吕氏春秋·孝行览》曰：“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这段文字与《孝经·天子章》虽有个别的字不同，但也很有可能引自《孝经》。因此清人汪中《经义知新记》认为：“《孝行》《察微》二篇并引《孝经》，则《孝经》为先秦六书，明。”秦始皇统一前，吕不韦集门客作《吕氏春秋》，而当时《孝经》应该已经流行。
《孝经》是一部论述封建孝道、孝治和宗法思想的着作。全文不足1800字，分十八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篇。《孝经》继承西周尤其儒家提倡孝德的衣钵，不仅把孝看作宗法道德规范的核心，而且把孝的地位和作用拔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孝经》第一章就假托孔子表明了孝在各种道德中的地位，认为孝为先王的至德、要道。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并把孝抬到了“天经地义”的高度，认为天地之间以人最为尊贵，而人的行为最高尚者莫过于孝了，即使是圣人，他的人伦美德之中，也不会有加在孝德之上的。因此，孝统率诸德，是伦理道德规范中的至高至上者，万万动摇不得，否则就是最大的罪恶，所以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如果“不孝”就应该受到最重的刑罚。
那么，怎样才算是孝呢？《孝经》概括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事亲就是要爱亲、敬亲。自己的身体发肤是从父母那儿得到的，它们还属于父母，并非己有，不能随便损坏，这是孝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对父母本人，更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地服侍，在平时饮食起居的照料过程中要表达出自己对他们的尊敬，赡养他们要使他们快乐，他们病了自己要表现得忧虑、担心。即使他们不幸死了，做儿女的还要继续表达孝心，服丧时要表现得哀婉、痛心，祭祀祖先时更要严谨、肃穆。总之，应当一切听从父母的，一切以父母的意志为转移。
《孝经》概括了先秦儒家关于孝和忠关系的理论，把“事君尽忠”归纳到孝的范围内，认为“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子就如同君臣，事亲就能事君，“以孝事君则忠”，而“忠可移其君”，这样忠孝一体。也就是说，孝不仅是家庭成员对家庭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责任。反映了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家长制与君主制的统一性。
所谓“终于立身”，《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以上所作的事亲、忠君，都是为了留名后世，显耀父母。“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只有不辱没父母，才是全孝，所以“孝子”追求最终立身，其一行一动都应从孝敬父母出发，使他们后世显名。中国人喜欢追溯名人的先世先祖，从这点来讲，应该是有道理的。
《孝经》还进一步把孝等级化，提出所谓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对不同等级的人，孝的内涵和要求也不同，只有恪守其位，各尽其道，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才能“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达到先王“以顺天下”的目的。其中着重强调的是“天子之孝”，并从而推衍出“以孝治天下”的主张。所谓“以孝治天下”，其实质是使天下都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者，统治者以孝教化民众。
在“十三经”中，《孝经》是唯一一部在成书之初就以“经”来命名的。它宣扬孝道，倡导“以孝治天下”，适应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和尊崇。汉代就标榜“以孝治天下”，自惠帝以下，谥号中皆加一个“孝”字。后来，梁武帝、唐玄宗、清顺治、雍正等还亲自参与对《孝经》的注疏，因此2000多年来，“孝”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评判人德行的标准，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