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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能被称为子，自然是响当当的人物，君不见太史公《报任安书》记载了：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战国韩王之子（韩公子），师从最后的儒者——荀子。据记载，韩非子口讷，所以就比较会写，两千年后来的周作人也是如此。着有《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10万余字，在那个竹简帛书的年代，单就这一项就很了不起。
他的主要活动时间，可能处于最为激烈的战国末期——灭国战争前夜。这个时期的诸侯战争，早已不再是以称霸为目标，而是要夺你土地、掠你百姓、灭你国家，疆域并入己国。所以你看，韩非子在被迫害后两年，也就是秦王政16年（公元前231年）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王扫灭六国，建立大秦帝国。
在韩非子之前，战国中期以来，法家讲究三个字——法、术、势。如秦国的商君卫鞅重法，法者，律法规章、严刑峻法；韩国的申不害（申不害原是郑国人，韩国灭郑国后入韩国，韩昭侯拜为丞相）重术，术为权术，神机妙算也；赵国的慎到重势，势，为威权。只有不太会说话的韩非子，综合了这三点，他坚定地提出，人与人之间纯属利益分配关系。
不信请看：古人生了儿子就高兴，生了女儿就要抛弃，为何？因为儿子可以养老，女儿是要嫁人的。卫国有一对夫妻喜欢做白日梦，妻子向神祷告，我要白得一百捆布；丈夫就问妻子，为何这么少？妻子说，超过这个数，你就要拿多余的布换钱去买小妾啦。而作为君主，自然希望大臣都能够能力和俸禄相匹配；可是作为大臣，当然想少一些能力和付出，多得一些俸禄和赏赐。
以上综合来看，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人性都是从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出发的。韩非子决不仅停留在此，他进一步残忍地提出，人的一切行为动力都是一个字——利。同样的观点，在西方还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也提出了，人从本质上就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所以，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
在利益的基础上，韩非进一步指出，个体是没有价值的，相对于国家和权势，人的独立性是有罪的。那么如何使得整个社会朝着共赢方向发展呢？
儒家给出的是仁义道德，这是一种总效益高而成本较低的道路。韩非子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道德自觉这种东西虽然成本低，但还不是最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还有更小可能是最小成本之路——严刑峻法之路。通过律法规定，个体只有且必须生活在帝国体制内，离开帝国个人毫无意义；个体只是帝国或者说权威的工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帝国整齐划一，保持持久稳定。这一切都极度否定了个人利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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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斗胆猜想，韩非子老人家想必没有谈过恋爱，他不知道，人才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和变量，不信，请看看你身边，一件极小的事情，一个小情绪，一条朋友圈、甚至于聊天一个表情，都有可能改变这一天的心情，怎么可能是像标准化工具呢！反过来看，人生的不确定性不也正是人生的乐趣吗？
韩非子有一句着名的言论，读过武侠小说的想必都不陌生，即《五蠹》中，“儒以文乱国,侠以武犯禁”。
应当说，韩非子是儒学的巨敌。他犀利地指出仁义、道德是没有用的，个人的德行也是靠不住的，尧舜这样的圣人不用法也能善治，桀纣这样的暴君什么法也是约束不了的。
到此为止，发现了没有。韩非子做的是事实判断，即有用还是无用的尺度。孟子极力倡导仁义道德，是说这样的政治伦理是对国家和百姓好的，这是价值判断，即好与不好的尺度。说到底，就是老鲍所说的科学与信仰的区别。
值得关注的是，孟子和荀子都十分关心学习。孟子认为人性善，因为学习可以保持这善；荀子认为人性恶，因而需要学习来改变这恶，化性起伪，着名的《劝学篇》，开篇就提出：学不可以已。韩非子的学习，集儒、法、道诸子百家，从客观而言，是因为他出生的时代，正所谓，时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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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习很重要，韩非子终究还是终结了私学。韩非子甚至认为，私学者，二心之学也；师徒关系、私学成群，都是他所反对的，他甚至忘了自己为何出发！自己的恩师——荀子，就是私学大师！看看他的话，多么狠：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翻译成白话文即凡是犯上作乱者，反对现存社会的，常常是读书人中那些怀有异心搞私学的人），还有更狠的，请看：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
始皇帝34年（前213年），禁书，始皇帝35年（公元前212年），坑儒。
历史总是这样客观、冷静、残酷：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犯上作乱者又有几人读书！落地举子黄巢、洪秀全……然而这一切，都完了，禁私学，秦帝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诸子百家皆不复存！一个自由洒脱的时代终结了！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学生，但他的主张更多来自于老子，是以被称为两个老子传人之一，另一个人是庄周。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找不到出口，老子西出函谷关，庄子持竿不顾，韩非不一样，他非要找出一条血路，杀将出去。他寄希望于君主，为强者说话，他忘了，自己也是臣子；他反对私学，他忘了，他也是私学弟子。
历史非常吊轨的是，几乎所有法家的代表人物，特别在秦效力者，几乎没有好下场，商君车裂、韩非被诛。韩非入秦伏诛，再无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