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原名徐懋恂，1893年的一天，徐特立乘船去南岳衡山，同船有一个乡官小吏觉得船夫划行得太慢，暴怒异常，不容大家劝阻，就对船夫开始拳打脚踢。徐特立目睹小吏的暴行，非常愤恨，心中默默发誓，今后若能取得功名，就只做教官，决不当欺压百姓的贪官。回到家后，他更名为徐特立，取意“独行特立，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从此以后，徐特立投身革命、立志报国，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勤俭为民的工作作风。
1937年，徐特立被党中央任命为边区教育部部长，负责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规划与指导工作。有一天，徐特立到一所学校听课，老师们见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误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大名鼎鼎的边区教育部部长。当时，边区流传着两首赞扬徐特立的小诗：“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新中国建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依旧保持着节俭的作风。他常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坚持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没有地方放床，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徐特立一共生育过八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大儿子徐笃本中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艰苦的革命工作，使徐笃本积劳成疾病逝于长沙，年仅21岁。大女儿徐守珍因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被捕，20多年时间里，她与父亲徐特立完全失去了联系。1949年上海解放后，徐守珍终于和父亲取得联系。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中说：“知道你们夫妇已解决了失业问题，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并关心其他失业的人们。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胸怀开阔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先进分子。”
（摘编自2020年2月11日《检察日报》徐伯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