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初期社会的状况，考古学家们一般是以发掘到的生产工具为依据，把它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等几个演进时代。为了更细致地考察其中的差别，考古学上又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然而，在旧石器时代之前还有没有一个以使用木器工具为主的时代呢？
这是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按生物进化的规律推断，人类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必然居住在森林中，过着以采集天然现成产品为主、偶而从事狩猎的生活。这时，树枝随手可得，并易于加工，折断和磨尖成木棒、木枪、木矛等工具，以作采集野果或击毙野生动物之用。因此，人类社会在最初很可能先经历一段以木器工具为主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学者作过推算，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六十万年至公元前六十万年间。
理论需要实物的证明。在考古发掘中，是否发现过人类初期所使用的木制工具呢？当然，由于木质的容易腐烂，木制工具或工具的木质部分不可能象石制工具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但是零星的实物还是有的。一些论述原始文化的着作证明：“欧洲已发现过两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木器，其中一件是一个紫杉木的木矛的木梢，……另一件也是一个紫杉木做的矛头，尖端是用火烧法硬化过的”：“在非洲早更新世（约前100 万～300 万年）的静水堆积中也曾发现过木质的工具。”（见《石器时代文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论述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生产工具时也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得力的狩猎武器还应该是木棒和火把。”（《周口店——“北京人”之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对不久前尚存在的现代原始人的生活作了考察。他们在论述现代原始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时写道：“达斯马尼亚人投掷用的棍棒和投枪，几乎能给予大动物以致命的打击”：“秘鲁的原始民的农具，这是由尖锐的棒和踏脚的横木，以及扫帚形的头而成”（《氏族社会的生产力》，上海辛垦书店1935年版）：“澳洲土人常使用投枪，其形状亦有种种，长约三英尺之棒，其一端附之以柄，他端则附以木钩，此为主要形式”：“印第安人之武器仅有极长之竹、木枪，以鸵鸟之毛羽装饰之，其尖端则附以尖锐之木枪刃”（《化石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可见原始人主要是使用木制工具。与上述证明有木器时代的意见相反，有些学者认为，人类对木制工具的使用，不会比石头早；同时，木棒的加工和修理，也只有在使用石器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此，早期猿人的主要工具应是石器，不能说在人类初期有一个单独的木器时代。国外考古发现的零星木质工具，都不过是说明了石器时代的人类使用过木器而已。况且，在中国的许多古文化遗址中，极少有木器发现。这样，关于有没有木器时代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拿不出真凭实据。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意见如何呢？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使用工具的进化顺序是：“由粗木棍和打制得很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过渡到制造石斧，过渡到骨器，最后过渡到应用金属。”（《资本论》第1 卷）恩格斯也认为，人类“最初的武器即棍棒和戈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人用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列宁也论述过人类的最初阶段是“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国家与革命》）。他们都认为，人类最初的工具（或武器）是木制棍棒。但是否可以说，人类最初经历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木器时代呢？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没有作过明确的结论。在我国许多古籍记载中，也有不少关于上古时代使用木器工具的传说。据称，传说中的“昊英之世”，人们“以伐木杀兽”（《商君书》）；传说中的“蚩尤之时”，人民“剥木以战”（《吕氏春秋》）；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曾“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到“黄帝、尧、舜”时期，又“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易系辞》）。上述这些记载，能否证明人类初期社会经历过一个木器时代呢？有人指出，“代木”、“剥木”、“斫木”、“断木”，必然要借助于其他工具，特别是石器工具去完成的。因此，当时的工具仍应是以石器为主。
由于原始社会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木器易于腐朽而保存下来的极少，人类社会最初究竟是使用木器工具为主，还是使用石器工具为主，有没有一个大量使用木器而很少使用石器的时代，这还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对原始部落的考察、对古人类进化规律的探求和远古传说资料的分析之后才能有一个定论。（郑嘉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