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国依然是南北对峙，依然是贫穷落后。但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一战”的协约国取得完全的胜利，并于这年的4月，在巴黎召开了国际会议。中国在1917年加入了协约国，按照战争的逻辑规则，中国可以收回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特权。而且在这次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也郑重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请求取消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但中国的这个合理要求，遭到了各国强盗的反对，特别是小日本。最后，他们不但不取消各国在华的特权，还不知羞耻地要将德国享受的特权奉送给小日本。软弱的北洋政府，在列强的威胁下准备屈服。
这个消息传回中国后，引起了国民的极大愤慨。北京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纷纷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内，一个年轻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悲愤得难以入眠。于是，他把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了出来。他慷慨悲壮地对好友说：“国家水深火热，男儿不能尽一份自己的责任，实在是个耻辱！我想好了，为了惊醒沉睡的人民，我决定献出我的生命。我死后，你把我的遗书寄给我的家人。并且告诉我的父母，他的儿子为了这片深爱着的土地失去生命，死而无憾。只是对不起他们，就让我来生再报吧。”
这位有颗金子一般心的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匡互生。匡互生，生于1891年，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他曾跟随革命军一起攻打长沙的巡抚衙门，后又写文章痛骂袁世凯。后来，他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为了救国，他参加了一系列的学生革命组织。
5月3日晚上，北京各高校的热血青年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大家一致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进行游行示威活动。但在采用温和的态度，还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大家产生了分歧。
匡互生是暴力游行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他悲愤地说：“就北洋政府这帮老油条，你能跟他来软的，来温柔的吗？只有流血，才能惊醒他们，才能惊醒全中国的同胞！同学们，醒醒吧！”但另一位同学说：“老匡（这时，匡互生已经28岁，在学生中属于老大哥），别感情用事好不好。大家的目的只是让政府不要在和约上签字，没必要搞出人命。相信只要和平游行得力，政府也会同意我们的请求的。”
一听这话，匡互生的火气更大。他厉声说：“你就是怕死！这些军阀从来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什么时候会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所以，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那同学见匡互生这么说自己，也有点来气，两人就吵得不可开交。但在匡互生的坚持下，最后还是通过了暴力示威的决议。
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高校，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了集体会议，讨论游行示威的相关事情。
到了下午，群情激奋的高师学生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他们用手高举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并且高喊：“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后来，各大高校的学生相继来到，于是大家呼喊的口号更加丰富，如“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那震耳欲聋、直入云霄的呐喊，十里外都能听见。
不久，当游行的队伍到达外国使馆区的时候，受到了军警的阻拦。学生们多次交涉，军警们就是无动于衷。这时，匡互生等高师的学生大喊说：“大家往外交部去，往卖国贼曹汝霖（当时为外交部长）的家里去！”于是，学生们在匡互生的带领下，纷纷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涌去。
到了赵家楼后，大家发现曹家的大门已经紧紧关闭，而且院墙非常高，根本没法翻过去。激动万分的学生们纷纷将自己手中写着口号的小旗子扔进曹家大院，并且高呼：“卖国贼曹汝霖赶快滚出来！”
喊声再大，里面的人也无动于衷。匡互生看到这种情形，牙齿是咬得嘎嘣响。突然间，他发现大门右侧一人多高处有一个小窗户。于是，他纵身跃上窗台（匡互生少年时学过武术），一拳将窗户玻璃击碎，然后把上面的钢筋掰弯，身子一缩，就进入了曹家院内。接着，几个不怕死的学生也相继进入。里面的军警见匡互生他们进来，也许是被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了，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把自己手中的枪下了刺刀，退了枪弹，立在一边，观赏同学们的爬墙游戏。匡互生随即把大门打开，同学们纷纷涌入。
这个时间，曹汝霖正在家中与其他官员开会，听说学生闯进来了，大家连忙各自去逃命。曹汝霖对自己的家很熟悉，一会就没了影。但其中一个官员被同学们给逮住了，同学们对他进行了精心的“修理”。
看到最主要的目标逃跑了，匡互生非常气愤，他划着火柴，就要烧房子。这时，游行的第一负责人对他说：“互生，你这么干，出了事我可不承担责任！”匡互生大声说：“谁要你负责？出了事，我一人承担！”于是，赵家楼升起了滚滚的白烟。
随着赵家楼浓烟的升起，近代着名的“五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