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在西周开国建国事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兼有总参谋长职能的职官，也是军事谋略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姜尚，又名吕尚、吕牙，周人尊称为“太公望”、“师尚父”，后世称他为“姜太公”。他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简略，而且说法不一，但基本轮廓和重要史实还是明确的。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值得重视的有这样几点：
(1)姜尚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
他的祖先因为助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他长时间过着穷困的生活，曾经“屠牛于朝歌，卖饭于孟津”，隐居东海之滨，垂钓渭水河畔，足迹遍及现在的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广大地区。
他由此形成的广泛地理知识对后来他能够驾轻就熟的协助周武王观兵孟津，决战牧野有很大帮助。
(2)姜尚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据《史记》记载，他博学多才，“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所以熟悉商、周双方以及各地诸侯的情况。他对商纣王朝的情况曾作过下面的分析判断：“今彼殷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菅胜谷；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六韬·武韬·发启》)这说明，姜尚确有在殷商和其他地方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并且对商纣王朝作过广泛深刻的观察，这是他后来能够协助西周文武二王作出正确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孙子兵法》所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是有事实根据的。
(3)姜尚辅助周文王是历史的选择。
据《吕氏春秋》记载，姜尚“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水以观之”。《史记》也说，姜尚“年老矣，以鱼钓于周西伯”。还有一种说法也出自《史记》，说早在“周西伯拘里”的野外，就“素知”隐居于海滨的姜尚，派散宜生、闳夭去聘请他。姜尚则说：“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总之，一方面是周文王为成就其灭商兴周大业而到处寻找人才，一方面是姜尚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寻求贤主。所以无论谁采取主动，都是在互相了解基础上的双向选择，是偶然性的表面下隐藏着的历史必然性。至于那个流传很广的姜尚和文王相遇于渭水的故事，则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这个故事说，周文王出猎以前占卜吉凶，说他将获得的“非龙，非癛，非虎，非罴”，而是“王者之辅”。文王出猎于渭水之阳，果然看到姜尚“坐茅以渔”。二人由钓鱼说到治国，谈得特别投机。周文王还假托他的祖父古公父预言，以后将有一位圣人到周国，周国可依靠他的谋略强盛起来，说：“吾太公望子久矣！”于是称姜尚为“太公望”，和他同车而归，尊之为师。(见《史记》和《六韬·文韬》)司马迁在列举各种传说以后指出，这些传说“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这个结论抓住了实质，与后来姜尚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历史事实是吻合的。
(4)姜尚对西周开国和建国事业作出的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文、武二王执
政期间，姜尚的职务是“师”。师是国王的重要辅弼之臣。在政治上，师和保、宰(亦称太保、太宰)一样，统领王廷百官和四方诸侯，参加国家重要决策，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在军事上，他协助国王统帅军队，参与国家的军事决策和战场指挥，相当于后世的军师或总参谋长。在开国时期，姜尚协助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后来又辅佐武王伐纣，组织孟津之会，指挥牧野之战，最后推翻商纣王朝。在建国阶段，他协助武王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例如“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矩桥之粟，以赈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等，“修周政，与天下更邕，师尚父谋居多”。战后，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受封于齐之后，“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在“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今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北部，河北东部)广大地区内拥有对诸侯实行征伐的特权，地位在所有封国之上。
这些记载反映了姜尚政治和军事实践活动的最明显的特点是“谋”，他的贡献集中表现在西周的政治、军事决策方面。姜尚还把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水平，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谋略理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记述姜尚谋略思想的着作，在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秦汉以后，姜尚的谋略思想影响更加广泛。汉代存世的典籍中就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见《汉书·艺文志》)。相传姜尚的《六韬》着作，是现存中国古代兵书中第一部比较系统论述谋略思想的着作。姜尚被称为“兵家之祖”，“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姜尚的谋略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观点，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注意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结合，特别强调运用谋略达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目的。他的谋略思想，在他的论着和实践活动中都有体现。举其要旨，大体有如下几点：
(1)举吊民伐罪的旗帜
姜尚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心向背，人心向背的物质基础则是利益得失，这是姜尚谋略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谋略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他不是抽象地宣扬仁义道德，而是把人心向背同物质利益直接结合起来。他说：“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共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将皆同其害”，“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如果能够做到“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那就可以‘“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以上引语均见《六韬》。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在协助文武二王兴周灭商的时候，他首先“阴谋修德，以倾商政”，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争取人心。对内实行“惠民”、“富国”政策，发展生产，礼贤下士，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省刑罚”，“薄赋敛”，“俭宫室台榭”，“吏清不苛扰”，缓和平民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冲突，增强经济实力。对外“修德行善”来争取盟国，例如：针对当时奴隶大量逃亡而为商纣奴隶主贵族收容占有的情况，西周实行“有亡，荒阅”政策，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收留逃亡奴隶，并且定期查阅，将逃亡奴隶送还原主，这一措施，不仅巩固了国内的奴隶制统治制度，而且得到了各地奴隶主贵族的拥护。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于西伯”，造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公开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帜，开始了伐商、灭商的军事行动。同时发布政治性宣言《泰誓》、《牧誓》，揭露商纣罪恶性，说他“作威杀戮，毒痛四海”，“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是“独夫”民贼，西周发动讨纣战争乃是“恭行天罚”，“为天下除残去贼”。这一政治攻势，收到了团结诸侯、孤立商纣的作用，使西周进一步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对翦商、灭商的军事行动是有力地配合。
(2)用“文伐”以成就“武事”。
姜尚谋略思想的另一显着特点，是用辩证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善于把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与外交斗争结合起来。西周对殷商的战争，基本形势是“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如何转弱为强、分化敌人、瓦解敌人(“攻强，离亲，散众”)，从而最终达到以少胜多，是西周战略决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姜尚认为，实力的强弱是相对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而“商工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见《六韬·文韬·兵道》)，因此可以因势利导，运用正确的谋略，“攻强以强”(“养之使强，益之使能，太强必折，太张必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促使实力的消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姜尚把这些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之中，协助文、武二王成功地实行了以下两方面的策略。
第一是韬晦之计(瞒天过海)：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积蓄实力，等待时机。西周的兴起，曾经引起殷商王朝的警惕，结果导致季历被杀害、姬昌被囚禁，商王加强了对西周的控制。接受这个教训，姜尚建议文王伪装成恭顺商纣而无所作为的样子，在“事殷”的掩盖下偷偷进行兴周灭商的准备。他说：“骛鸟将击，卑飞敛翼。
猛兽将搏，两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见《六韬·文韬·发启》文王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见《史记·殷本纪》)，率领西部诸侯朝觐纣王，又“为玉门，筑灵活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见《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制造一种沉沦于酒色的假象。商纣果然被西周的表面姿态所蒙蔽，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因而放松了对西周的控制与防范，把文王姬昌放回西周，还“赐弓矢斧钺，得征伐，为西伯”(见《史记·殷本纪》)，把主力军队由西线调往东线。这样，就使西周赢得了时间，并且利用对西线诸侯“得专征伐”的特权，乘机壮大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结果，“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见《史记·殷本纪》)。
第二是用离间计。利用商纣王朝的弱点和矛盾，分化瓦解商纣统治阶层，削弱敌人的实力。商纣王并非庸才，但是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骄奢淫逸，对百姓暴虐残忍，对诸侯巧取豪夺。针对这种情况，姜尚建议文、武二王对商纣实行“文伐”，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提出“文伐”的十二种具体措施。其要点是：迷惑、腐蚀、利诱敌国君主，“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尊之以名”，“塞之以道”、“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助长他的腐败和暴虐行为，诱使他作出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决策；离间敌国君臣和诸侯彼此之间的关系，“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国近臣，赂以重宝，因与之谋”，使其“身内情外”或“一人两心”，“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使其“才臣外相，敌国内侵”，扩大和加剧敌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打进敌统治集团内部，窃取其核心机密情报；“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得，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破坏敌国生产，削弱敌国经济实力。姜尚说，运用这些策略，就可以收到军事斗争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加速军事斗争的胜利，“十二皆备，乃成武事”。(以上引文均见《六韬·武韬·文伐》)这些策略先后付诸实践，果然收到了显着的效果，助长了商王纣的腐败，扩大了商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使殷商属国的进一步产生离心倾向。商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受到削弱，使商纣陷于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强周弱的形势，为兴周灭商的战略决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是靠权谋夺取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姜尚初步认识到，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双方战争指挥员的智力较量。因此，他把谋略斗争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见《古今图书集成·兵略部》)战争的胜负，全在于能否运用谋略造成神秘莫测的态势(“其成与败，皆由神势”)。无论治国、用兵、选将，他都把智谋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他认为，“主明”的三个条件是“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智与众同，非国师也”；“将不智，则三军大疑”，主张“无智权谋”者“勿使为将”。指导战争，军事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必胜的把握，用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做到神秘和隐蔽，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善于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军事谋略最重要的是使敌人难以识破(“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姜尚主张，用“示形”的策略造成敌人的错觉与意外，“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见《六韬·兵韬·兵道》)。然后，乘隙而入，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他说：“善战者，见得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豫。”
(见《六韬·龙韬·军势》)“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见《六韬·文韬·兵道》姜尚亲自参与指挥的三次军事行动集中表现了这些谋略思想。
(1)翦商羽翼。殷商后期，对其统治威胁最大的敌人，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周族。
东夷时顺时叛，步步进逼殷商统治中心，是其现实威胁。西周实力弱小，但力图壮大，是其潜在威胁，而对这种两面夹攻的局势，殷商原来设想避免同时和两国作战，采取各个击破，即首先击破一方的战略，集中力量平定东夷，对西周实行遏制政策；又为西周恭顺的假象所迷惑，长期放松了对西周的控制与防范。西周采用姜尚的谋略，利用商纣赋予的“得专征伐”的特权，乘机发动对商纣西方属国的军事进攻，首先征服西北的犬戎、密须和阮、共(今陕西西部和甘肃径河流域)，消除了后顾之忧。紧接着，东渡黄河，征服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邢(今河南沁阳西北)，消灭商纣的心腹属国崇(今河南嵩县)，为进军商都朝歌扫清了障碍。
(2)观兵孟津。这是姜尚以“师尚父”身份协助周武王组织的一次军事演习，目的是测验诸侯对伐纣战争的态度，检查军队的作战准备。姜尚“左杖黄钺，右把白鹿”，代表武王发号施令，宣布军事纪律。参加孟津之会的八百诸侯同仇敌忾，表示愿意参加讨纣战争，接受武王指挥。这次演习，不仅显示西周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优势地位，而且使未经统一训练的诸侯联军进行了一次协调性行动的演练，为后来的战略决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牧野决战。孟津观兵以后，西周时刻注视商纣王朝动向，寻找决战时机。两年以后，商纣王朝在政治上陷入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困境，“杀比干，囚箕子”，“贤者出走”，“百姓不敢怨诽”；在军事上则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军队的主力陷于东线自顾不暇，西方军事力量薄弱，首都朝歌空虚。姜尚建议武王抓住战机，长驱直入，对商纣发动战略决战。纣王仓皇应战，一触即溃，十七万军队土崩瓦解。纣王自焚而死，延续六百年的殷商王朝宣告结束。
(4)重人事而不拘于天命，这是姜尚谋略思想另一个鲜明特色。有一次，武王与姜尚讨论用兵的原则。武王列举天道、地利、人事，问姜尚哪个是最重要的(“凡用兵之极，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姜尚认为，人事是最重要的。“天道难见，地利、人事易得”，“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顺天道不必有吉，违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则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则不可以战矣”。“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地，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谊而事吉，不祷视而福从”。所以，对于“天道”、“卜算”，“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以上引文见《六韬》佚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信奉天道鬼神的统治阶级和社会思潮，姜尚能够坚持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贯彻于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的实践活动中，是难能可贵的。
牧野之战的战略决策和组织指挥，就生动地反映了姜尚重人事而不拘于天道的思想。据《周书》记载，周王朝决策程序是：“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篇”，最后由占卜的吉凶来决定。牧野之战的决策也是这样。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西周完成了对商纣战略决战的各项战前准备，在政治上造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在军事上形成了对商都朝歌的钳形包围，商王朝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于是西周决定发动对商纣的战略决战。不料，出师之前占卜“不吉”，又逢“风雨暴至”，辎重车浸泡在雨水里，旗帜断为三折，“群众尽惧”。周公旦、散宜生等人认为“天不佑周”，“不可举事”。周武王也犹豫不决，问姜尚：“意者纣未可代乎？”在此紧要关头，“唯太公强之”。他力排众议，劝武王抓住难得的战机，坚持出兵伐纣。他说：“圣人生天地之间，承衰乱而起。龟者枯骨，管者折草，何足以辨吉凶。”“今纣杀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见《太平御览》卷328)武王采纳了姜尚的劝谏，冒雨挥军东进，三百辆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加上诸侯联军，浩浩荡荡，开始向商都朝歌进军。牧野一战而胜，终于实现了兴周灭商大业。
正如题为《大明》的诗描述的那样：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癝彭彭，惟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牧野平原辽阔宽广，檀木战车坚利辉煌，高大的战马威武雄壮。善于计谋的军师姜尚，谋略指挥如鹰隼翱翔。辅佐武王兴周灭商，犹如旭日东升碧空晴朗。)这首诗生动地描述了壮烈的牧野决战场面和姜尚卓越的谋略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