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派”和“婉约派”，原本是对宋词流派的基本划分，后来逐渐成了我们平常使用的一种文学术语，它的意义已经越出了宋词的界域，但追根寻源，人们却可以发现，这种划分并没有成为评价宋代词人的权威定论。“豪放派”和“婉约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派”？这仍是一个百冢争鸣、难归一统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完全否认宋词流派的存在。施蛰存曾指出：婉约、豪放仅是作品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思想感情，“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宋人论词，初无两派之分。所谓流派，“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为风气，故得以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我们无法开出一个豪放词的宗派图，而吴文英徒众甚多，隐然成派，也不能说成是婉约派。何况婉约、豪放也不是对立面，尚有既不豪放、又不婉约者在。清人郭频伽论词有12品，杨伯夔又加了12品，这24种风格能够分别属于婉约和豪放两派吗？这些都只能称作“体”而不算“派”。吴世昌则从北宋词的创作着眼，指出北宋如“塞下秋来风景异”、“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这一类的豪放之作不满十首，根本谈不上派。
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他们认为，如果编写词史，不宜再说宋词有婉约、豪放两大派。第二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不但宋词有豪放、婉约两大派，而且自《诗》、《骚》以下，即已分派。如周楞伽指出：“汉魏风骨，气可凌云，……皆豪放派之祖。“”江左齐梁，职竟新丽，……皆婉约派之宗。“所不同者，仅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而以‘华’、‘实’为区别之标准而已”。李白豪放，杜甫婉约，也是无可怀疑的。就宋代词人而论，“若东坡稼轩，就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豪放派也。”他们认为，宋人即以婉豪分派，俞文豹《吹剑续录》所载东坡词如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柳永词如十七八女郎歌“晓风残月”，就是豪放和婉约两派的区分。明人张綎所谓“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也是就此而言的。再则，词写得婉约易，写得豪放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如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词有豪放、婉约两派。豪放同以范希文为首唱，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为教主。”
第三种意见别立一说，认为派有两种含义，即指流派也指风格，宋人虽分婉约、豪放，但都是指艺术风格而论。宋人倒是以“雅”（闲雅、雅正）与“郑”（侧艳、俚俗）来分派的。艳词不等于婉约词，雅词更不是豪放词，应当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强以豪放、婉约分派，已非宋人原貌，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抬高豪放派。这样做对词学研究很有害：一来对许多大词人（如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评价很不够，二来影响人们了解宋词真面目，三来模糊了许多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作家在词的发展史上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并驱争流的事实，四来不利于我们今天对作家作品作具体科学的分析。
第四种意见实际上是对第二种意见的补充和发挥。他们认为，流派的众多和风格的多样，是宋词繁荣的重要标志。宋词粗分有婉约、豪放两大派，但还可分得更细，“豪放派中，苏之清旷，辛之豪雄，亦同中有异；婉约派中，周、吴的质实，姜、张的清空，亦区别为二，而周的疏密相间，吴的缜密妍丽，亦可细分。”他们认为，豪放、婉约只是基本划分，它们之间也在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且还有游离于两派之外的作家。他们不同意第二种意见把豪放派作为词的正宗的提法，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婉约派词人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五种意见是折中型的。他们认为“体”与“派”在我国文学习惯上区别甚微，称体者，每可称派。一般看来，体多指形式与体裁，派多指风格和品流。从发展过程看，往往先有体，而后产生不同的派。他们认为，宋词中的豪放、婉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豹鸿沟，更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同一词家之作品，二者兼有者多矣，没有必要也不可作硬性规定。
事实上，这些对流派存在与否的见解，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词学研究的一些偏激观点而发的。胡适、胡云翼等极力崇扬词中的豪放派，他们把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称为宋词的主流，而把以周、姜为代表的婉约派称为逆流。解放以后，这种观点一直作为词学研究的流行观点，而胡云翼《宋词选》作为代表性选本影响也很大。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学者突破禁区，勇于探索，对豪放派的正宗地位提出质疑，进而探讨了有关宋词流派和风格的种种问题，活跃了学术空气。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流派？对“派”与“体”应该如何理解？怎样评价宋词才算是实事求是？这还有待于学术园地进一步的鸣放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