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早年执教于村学。参加革命后，一度总理天国朝政并出任文衡正总裁。他喜爱舞文弄墨，擅写大字，由于战乱，其手迹传世者极少。洪仁玕曾亲笔手书“福”字，镌于天京干王府照壁上。清军攻陷天京后，此碑毁于战火，今存两份拓本传世，一份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一份藏国内。
洪仁玕未赴天京前，避居于香港永安村永培书室。他在永培书室墙壁上手书了“龙凤福禄寿”五个大字。“龙”“凤”两字高约182厘米，“福”“禄”“寿”三字高约120厘米。
罗尔纲先生对这五个字和“福”字碑进行了考证，认为二者笔迹一致、风格相同，确为洪仁玕手书真迹。
1973年，王庆成先生在《文物》第12期撰《洪仁玕手书“干王书谕”跋》，将“干王书谕”与上述两件洪仁玕手迹对照，发现笔迹风格一致，认为“干王书谕”是洪仁玕的真迹。此说为《太平天国》、《近代中国史稿》等着作采用。
“干王书谕”大笔直书“磨炼风霜存骨相”七字，分为两行，右行四字，左行三字。题首书“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八字下端钤“御赐熙载延祺”篆书阳文朱印一方。“相”字下端书写收藏者题识，曰：“此联为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者，文虽割截而笔势豪迈，亦可想见当年驰骋之概。丁丑晚春，吾友冯君山岑出此相质，云得自农家。为题数语，亦史料也。老莱居士汪恩书雨窗并记”。未端铃“汪恩”便章三枚（见牟安世《太平天国》）。
俞丁对汪恩所藏“干王书谕”进行了考证，发表《“干王书谕”考伪》一文（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认为将“干王书谕”与洪仁玕手书真迹相对照，笔迹风格均不相同，“正证明‘干王书谕’纯属伪造品”。
俞文考证，“干王书谕”“磨”字中“口”字上下左右不对称，而真迹“福”字中“口”字能把握住字的重心，显得刚劲有力。“干王书谕”中“凤”字第三笔用的是带笔内勾，显得极为平常，而真迹中“凤”字第三笔为竖弯上勾，写得活泼潇洒。又，“干王书谕”中“存”字里的“子”，其坚笔在底端无顿笔，竖勾成圆勾状，而真迹中“禄”字里的竖左勾，竖笔笔锋在底端有顿，出锋成勾，竖勾鲜明。从对照结果看，笔迹不同，风格也有异。
有人曾将“干王书谕”与洪仁玕“福”字碑拓本及“龙凤福禄寿”拓本三件，未加任何说明，同时提交公安部门作笔迹鉴定。鉴定结果，认为“福”字碑与“龙凤福禄寿”为一人笔迹，“干王书谕”为另一人笔迹。鉴定结果与俞丁对笔迹的考证相同。
文物部门的有关同志及俞丁同志曾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干王书谕”原件，竟然清楚地看到“磨炼风霜存骨相”七个字，“字字都有描绘的痕迹，笔划的周围，显露着描绘线条。描绘线条的笔迹，与线条内的墨迹，浓淡分明，足见这不是一气呵成而是用二次写成的笔迹。”有的同志说，描绘的线条似为铅笔勾勒。如果观察不误，则作伪的年代尚不久远。
据汪恩题识说，此件系好友冯山岑“得自农家”。汪恩、冯山岑为何许人，今己难考。但从题识可以肯定，收藏者汪恩不请太平天国史实与典制。汪恩据题首“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认为“此联为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者”。其实，所谓“御赐金笔”乃是天王洪秀全御赐给干王洪仁玕的金笔。洪仁玕曾作《题御赐金笔》诗两首并记其事说：“本军师洪忝列宗演，荷蒙真圣主暨救世幼主恩遇之隆，赐以金笔龙袍靴鞋出帅”（《钦定军次实录》）。“御赐金笔于王书谕”八字意为干王用天王御赐金笔手书谕文，而不是天王洪秀全御赐给干王的手书谕文。太平天国制度，天王文告称诏、称旨，天王、幼天王以下称谕。
题首朱印“御赐熙载延祺”，按制度，应钤于“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上端。“于王书谕”将朱印钤于八字下端，此印当是不明太平天国典制的人所钤，而非身居天国要职的干王所钤。
针对“干王书谕”中的破绽，俞文说：“这是汪恩为了故意提高这份赝品的身价，不顾常识地编造了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
作伪者是不是汪恩？目前尚无证据。令人生疑的是，此联何以在题首载明为“干王书谕”，而题识中却说成是“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呢？如果此联确为赝品，作伪者的目的在于牟利，对于作伪者来说，伪造“干王书谕”或“天王书谕”，其价值是一样的，此联何以出现如此明显的破绽呢？“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如系作伪者拟就，拟文者不明文理，岂非大谬？笔迹鉴定固然有一定根据，但同一个人，由于情绪、环境、年龄、健康、笔墨等若干原因，书写笔迹与风格出现差异，亦是在情理之中。
“干王书谕”的来龙去脉尚未弄清，究竟是真迹还是赝品？看来一时还难下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