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或《诗三百》，在汉代被列为儒家经典后，才有《诗经》的称谓。它之所以被列为儒家经典，是由该书的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从周初到春秋中叶的作品，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广阔的地区。全书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其中《国风》部分，大都是民间诗歌，歌颂了人民的劳动和爱情生活，不少篇章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混乱。《雅》《颂》两部分出自贵族统治者之手，主旨在于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的思想，其中有些是宴饮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周人的礼乐精神，也有一些暴露时政的作品，表现了对周王室趋于衰落的不安和忧虑。还有一些祀神祭祖的诗作，提供了关于周部族的崛起、周初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情况的重要资料。
《诗经》中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音节自然和谐，语言优美灵活，普遍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极富艺术感染力。其中的一些优秀篇章描写生动，刻画细腻，想象丰富，构思曲折，意味深长。《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首创性，不论其思想倾向还是艺术风格，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代曾经有专门派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目的在于知民情，观风俗。这些诗歌集中于乐官，习演于乐工，通过整理加工，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这些诗歌被广泛应用于王廷和贵族的典礼仪式，并作为贵族学习的教科书。有赖于此，《诗》在春秋中期得以结集并且已经相当广泛地流传。在当时，“赋诗言志”是外交场合的通例，王侯士大夫都努力学习“赋诗”，以便在社会交往时能随时命乐工点唱《诗》篇，或在交谈中随口引用诗句，用比喻或者暗示的方法，使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意见，增强说服力。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曾经对《诗》进行过删订整理，这是因为孔子看到了《诗》与社会政治的内在联系。《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里所说的“温柔敦厚”正是孔子“诗教”对人的政治道德和思想修养的基本要求。孔子曾经论及《诗》的教化功能，他在训示弟子的时候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说，《诗》能够引起联想，对人起到思想的启发和感情的感染作用；能够考察社会民情，“观风俗之盛衰”；可以会通思想感情；还可以讽谕不良现象。《诗》可以引导人们利用兴、观、群、怨这四种手法来事君事父，另外，《诗》还可以增加各方面的知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应当说，这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系统阐发。
先秦时期，《诗》在祭祀、朝会、筵宴中与乐相配，成为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贵族交际时也广为征引，因此，对《诗》进行学习和熟练掌握十分重要。孔子也反复强调学习《诗》的重要性。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孔子还强调了学《诗》的实践意义，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也就是说，《诗》的学习还要尽量做到经世致用、融会贯通，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孔子以后，战国时期的其他诸子也都常常引用《诗》的文句，如《墨子》《孟子》《荀子》等，以作为论理的依据或增添抒情色彩。由于《诗》的自身特点及孔子与《诗》的密切关系，两汉以来，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诗》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认真研习的重要对象。仅从《四库全书总目》的着录看，历代的解《诗》注《诗》之作就有147部，如果加上未曾收录和《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以后的着作，其数量很可能多达上千部。这些着作，除少数外，大部分都有意无意地对《诗经》进行了神圣化的解说，使该书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内容。例如，有的诗篇被解为具有“美刺”的意义；有的诗篇被看作有“颂德”的内含；还有的诗篇被看成“正俗”之作。《诗》这部诗歌总集，明显地出现了强以附史、勉为教化的倾向。汉代，《诗经》已经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文本，以后更成为儒家的伦理教材，担负起了教化民众的任务。（刘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