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抗击法军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在越南猖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封勇晋京。张之洞上陈抗法之事，多所谋划。
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中国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兴居无时
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兴居不节，号令无时”。后来粤督李瀚章奏称：“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张之万在写信给张之京时说：“香涛（张之洞）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张梁妙联
清朝后期，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锐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希望。梁启超到广州后，张之洞差人将一上联送于梁启超。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对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名气更大，傲气也更盛。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又出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
才思敏捷的梁启超，略加思索，巧妙地答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道：“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梁启超所对的下联非比寻常。他以自己的身份“儒人”拆开，古代儒、佛、道三教中，以儒为首，在天、地、人三才中，则以人才居末位。梁启超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对“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其含意深远，既挫了对方的傲气，又不失宾主之礼，难怪张之洞为之叹服不已。
江楚三折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3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封勇、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