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是越王勾践的军事幕僚，是春秋末期着名的谋略家。
范蠡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由布衣客到上将军，从流亡者到大富翁，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深谋远虑的策略，辅佐勾践兴复濒于灭亡的越国，消灭称霸诸侯的吴国，创造扶危定倾的奇迹，是春秋末期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范蠡，字少伯，又叫鸱夷子皮、陶朱公。原是楚宛三户(今安徽宣成)人，先后移居越、齐二国。生卒年月不详，大约活动于楚平王、越王勾践、齐平公在位的年代(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期)。青少年时代就失去父母，同兄嫂一起过着贫穷的生活。他曾经拜计然(又叫辛文子)为师，研究治国治军的方策，博学多才，“有圣贤之明”，但是怀才不遇，因而“洞馄负俗”，行为怪诞，被视为狂人。直到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范蠡的生活才发生突然转变。
文种当时是楚国宛陵的地方官，早就听说当地有贤者，但没能找到。范蠡的怪诞行为引起了文种的注意。文种派手下官吏去见范蠡。官吏回报说，他患有疯癫病，是一个狂人。文种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此因非二三子所知也。”就是说，“大智若愚”，具有独特本领的人才往往被人讥笑、诋毁为狂妄无知，普通人难以认识他的真实面目。于是决定亲自驱车拜访。范蠡避而不见。文种不因碰壁而灰心丧气，再三前去拜访。范蠡看到文种确是一片诚心，料定文种一定会再来，就对他的兄嫂说：“今天有客人来，请借给衣帽一用。”过了一会，文种果然来了。二人一见如故，“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此后交往日益加深。当时已出逃吴国的伍员(伍子胥)派人请文种去吴国。文种与范蠡商量何去何从。范蠡分析楚、吴、越三国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吴越争霸之时，吴越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楚越之间存在着联兵伐吴的关系，“霸业创立，非吴即越”。他还认为，“君子逢时，不人份邦”，犯不着帮伍子胥报杀父之仇而“失故国之亲”。因此，他建议去越国，并表示愿意和文种一起去。于是，二人先后离楚入越，受到越王允常重用，被任命为大夫。范蠡从此开始政治、军事生涯。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亡，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范蠡和文种继续得到重用，主持越国军政。公元前494年，勾践得知吴国加紧练兵，准备伐越，于是先发制人，出兵攻吴。范蠡认为越国实力不充足，准备不充分，时机不成熟，若出兵一定会败，劝勾践改变决定。勾践不听，坚持出兵，用舟师进攻吴国的震泽(今江苏太湖)。吴军于夫椒(今太湖夫山、椒山)迎战越军。结果，越军大败，勾践率残余越军退守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包围。这时，勾践方才悔悟，对范蠡说：“当初不听你的话，致遭如此失败。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认为，为了避免亡军无国的悲惨结局，唯一的办法是求和图存，等待时机，另图兴复。勾践采纳了范蠡的策略，派文种到吴国求和。经过多方努力，才得到吴王夫差允许。自此以后，范蠡先是随勾践到吴国当人质，过了三年忍辱负重的奴仆生活。被遣返回国以后，又协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振兴越国并伺机灭吴。从公元前482年开始，范蠡担任上将军之职，辅佐勾践组织和指挥灭吴之战。经过六年奋战，最后终于攻陷姑苏，灭亡吴国。然后乘胜北进，与中原诸侯会盟，取代吴国的霸主地位，横行江淮，称霸中原，国势达到鼎盛时期。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范蠡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根据长期的观察体验，范蠡自意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如果继续留在越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灾难临头。于是决定辞官退隐。当越军凯旋到达五湖(今太湖)时，范益就婉言提出辞退的请求，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导干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指灭吴称霸)也。今事已济矣，由请从会稽之罚。”(《国语·越语》)勾践假意挽留，软硬齐施，说：“你听我的话，我就与你分国而治；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和你的妻子儿女！”范蠡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我知道了。你实行你的命令，我照我的意志办事！”于是携带财宝和从人“乘舟跨海以行”。勾践也愿意除去一个潜在威胁，并不追寻，同时又划出会稽周围三百里作为范蠡俸邑，用良金铸造范蠡塑像，装出怀念功臣的样子。范蠡写信给文种，劝他尽快离开越国。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马晓，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其共安乐。于何不去？”文种见信，称病不朝。有人诬告文种将要“作乱”。勾践乘机“赐剑”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称王试之！”文种遂被迫自尽。越国赖以兴复的两大功臣，就这样落得一走一死的下场。
范蠡从海上到达齐国，就定居在那里。为了表达对吴国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怀念，改名昭夷子皮(昭夷是一种鸥鸟形状的革囊。伍子胥被逼自杀后，被吴王夫差装进革囊，投进江中)。他和儿子“耕于海畔”，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千万”。齐国君认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任命他为相。范蠡认为这并不是好事，坦然兴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把相印退还齐君，把财产散发给友邻，移居到中原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陶(今山东定陶)，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度过他毕生的最后岁月。他一面从事农牧业生产，一面经营商业贸易，很快又“资累巨万”，成为闻名通途的大富翁。
范蠡从楚到越，由越到齐，无论是治国治军，还是经营农商，谋必中，战必胜，事必成，显示了非凡的毅力和才能，以“勇而善谋”、“能屈能伸”着称于世。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以上引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灭吴兴越之战，是一场扶危定倾、扭败为胜的战争，因而也是一场凭借坚强毅力和正确谋略取胜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的范蠡，“勇而善谋”，“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对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范蠡谋略思想的显着特点，是“善于虑患”，敢于正视严酷的现实，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重视战争因素的“赢缩转化”，因势利导，稳中行险，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
灭吴兴越之战的谋略斗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从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战到公元前491年勾践被吴国释放。斗争的中心是亡越还是存越。范蠡的策略是求和图存，转危为安。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不听范蠡劝阻，坚持出兵伐吴，结果大败，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采取何种对策？勾践征求范蠡、文种等人的意见。范蠡、文种主张求和图存。为了达到求和的目的，不惜忍辱负重，“卑辞尊礼，献出宝器美女，交出经济、政治权利(“委管钥，属国家”)，甚至越国君臣到吴国去作人质。这是转危为安的一招险棋。范蠡之所以敢于施此险计，是因为他对吴越双方的形势作了冷静的判断：一方面吴越实力悬殊，越国处在劣势，再战必亡，求和图存则可转危为安，保全国家，保存实力，以图后计；另一方面，吴国君臣之间存在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弱点，吴王夫差与大夫伍员政见不同，夫差急于争霸中原，伍员主张先灭越以除心腹之患；太宰伯与大夫伍员存在着权力之争，而伯贪婪“可诱以利”。勾践采纳了范蠡和文种的策略，派文种去吴国求和。文种对吴国君臣陈说利害：如果成和，越国不仅愿以金玉、女子作为战争赔偿，而且作为吴的属国，“有带甲万人”听从吴王统领；否则，“越将焚宗庙，系妻努，沉金玉于江”，与吴国决一死战。是和是战？请吴国君臣权衡利弊。于是，在吴国君臣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伍员认为，吴越是“做敌相战之国”，“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攻而胜之，否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如果与越成和，“克而弗取，将又存之，是违天而长寇仇”，“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因此，坚持乘胜灭亡越国，然后北进争霸中原。伯接受了越国的贿赂，又想迎合夫差急于称霸中原的心理，并趁此机会谋取伍员的权柄，坚决主张接受越国求和条件。他对夫差说：“我听说古代伐人之国，使之屈服就行了。现在越国已经屈服，而且愿意交出政治和经济权利，越国勾践服侍您左右，这等于名存实灭，还能要求什么呢？”吴王夫差采纳了伯的意见，决定与越国约和。越王勾践留文种守国，自己则带领范蠡等三百人到吴国作人质，度过了三年奴仆生活，忍辱负重，“面无恨色”，终于取得吴王信任，并被遣放回国。这一场谋略战，以越胜吴败而告终。
(2)从公元前490年到公元前482年，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吴强越弱的力量对比形势。范蠡的策略是振兴越国，削弱吴国，变弱为强。
公元前492年，勾践和范蠡等人回到越国，商讨“富邦强兵”之策。范蠡主张，“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越绝书》卷十三)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顺应“天道自然”，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分，不可强成”。
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意见，并且要他总揽朝政，说“我的国家就是你的国家”。范蠡推荐文种一起执政。他对勾践说，在处理“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方面，自己不如文种；在处理“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方面，文种不如自己。勾践又采纳范蠡的建议，决定由文种治政，范蠡治军。
于是，范蠡和文种辅佐勾践，以兴吴作为奋斗目标，实施一系列措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内亲群臣，下义百姓”，“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迎来者，送往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尊贤厚土，广揽人才，使“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在经济上，奖励生产，“不乱民功，一不逆天时”，使“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同时，奖励生育，“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受罚，以生育子女多少给奖，来繁殖人口。在军事上，扩充军队，制造武器，修建城廓，加强训练，造就了一支士气高昂(“赴矢石如渴得饮”)、纪律严明(“旅进旅退”)的军队。在外交上，“结齐，亲楚，附晋”，从而争取盟国，孤立吴国，加深齐、楚、晋与吴的矛盾；同时，不断向吴王进献珍玩美女，以助长吴王的骄奢淫逸，消除其对越国的防范心理，诱使其北进争霸中原。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与大夫伍员听说越国“遣使结齐晋而亲于楚”，伍员认为“勾践不死，必为吴患”，于是策划起兵伐越。勾践原想出兵迎敌，而范蠡、文种以为，当时的实力对比仍然是吴强越弱，不利于越，不可力敌，建议遣使求和，“以广移吴王之心”，“不以越为可畏”，而与中原诸侯争霸。这样，“吴将自疲其民”，越国就可以乘其敝而取之。吴王夫差认为越国不堪一击，对吴恭顺，自己又“将有大志于齐”，准备应和，伍员识破了越国的图谋，劝夫差先灭越然后北进。他说，越国的目的是“使吾甲兵钝敝，人民离落，而日以憔悴，然后安受吾烬”，不可让越国“玩吾国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差认为伍员对越国估计太高，坚持与越约和。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决定倾举国之兵北伐齐鲁，开凿邢沟到江淮的运河开通北上粮道。越王勾践派文种带领一万人工、百船粮食帮助吴开河，以坚定夫差北进攻打齐鲁的决心。伍员见时势紧迫，又一次进谏，说“吴越势不两立”，越对吴是“心腹之患”，齐鲁于吴是“疥癣之疾”，“今王不以越国是图，而图齐鲁，是忘内忧而医疥癣之疾也”。伯起来反驳：“越已服而欲伐之，方许其成又欲袭之，将何以示诸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以齐鲁未服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移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两国服，则君王之令行于上国矣，又何惧于越？”夫差于是决意出兵伐齐。出兵之前，勾践又率领越国臣民送行，对吴国君臣都有馈赂，吴人皆喜。看到这种情景，伍员忧心忡忡，再次建议暂停北进攻齐。
夫差不但不听，反而派他到齐国约战。公元前484年，夫差率领倾国之师北伐，在艾陵之战中大败齐军。又在黄池之会上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其势汹汹，不可一世。然而，得之于北，失之于南，给越国造成了可乘之机。这一回合的谋略战，又以越胜吴败而告终。
(3)从公元前482年到公元前473年，是越对吴的战略反攻阶段。斗争的焦点是如何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争取战役上的优势和主动。范蠡的策略是乘虚捣隙(“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战和并行，出奇制胜。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领吴国精锐部队参加黄池之会，太子友和老弱兵卒守卫姑苏。吴军出发后不久，越王勾践就急于出兵攻吴。范蠡建议暂缓出兵，因为吴王“兵始出境不远，闻越掩其空虚，兵还不难也”，时机还没有成熟。数月以后，吴军到达远离吴国的黄池。范蠡认为时机已到，建议抓住战机，对吴发动突然袭击。越军兵分两路：
一路由海道进入淮河，切断吴军回师增援的道路；一路由勾践亲率越军主力，直取吴都姑苏。两军接战，越军先锋部队先败以示弱，后又佯退来诱敌，使吴军贸然出击，被越军主力包围歼灭。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攻陷姑苏，消灭守城吴军，俘获吴太子友和两员将领。等夫差闻讯返回吴国，已成局势，无可挽回，不得已而求和图存。范蠡认为当时吴军主力仍完好无损，不能很快消灭，建议越王许和，班师回越。此后，吴越两国都利用暂时的和平，积极准备战略决战。
公元前478年，吴国遭受历史上未有的干旱，仓库空虚，“市无赤米”，民怨沸腾。勾践决定乘机攻吴，于是任命范蠡为上将军，亲率五万越军攻入吴境。吴王夫差则亲率吴军六万，迎战于笠泽(今江苏吴江县境内)。两军夹江对峙。越军分兵三路，乘夜发动进攻。先由左右两翼鸣鼓佯攻，诱使吴军分兵抵御。然后，乘吴军调整部署之机，中军主力部队隐蔽渡江，对吴中军发动突然袭击。吴军大败。越军乘胜追击，直逼姑苏。吴军仗姑苏城防守坚固，闭城固守。范蠡建议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保存实力，消耗吴军，“因吴之民而治之，因吴之粮而食之”，坚持长达两年的时间，越军日强，吴军日削，越国占领了吴国的所有土地，吴国只剩下万余亲兵固守孤城姑苏。
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又准备攻城。范蠡劝止，说：“凡兵之胜，敌之失也。今不能再分敌之兵，犹可疑敌之心也。”建议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发兵攻楚，使吴军放松戒备，然后出其不意，对吴军发起总攻。面对越军的突然进攻，吴王夫差惊慌失措，乘夜突围，据守姑苏山，派王孙雒到越军求和。
越王勾践在此关键时刻却一反常态，优柔寡断，意欲与吴约和。范蠡对勾践说：“孰使人早朝而宴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劝勾践彻底消灭吴国，不要许和。勾践又说：“难对其使者”，让范蠡去处理这件事。范蠡于是提鼓援炮发号施令，赶走吴王使者王孙雒，指挥三千越军攻上姑苏山，俘获吴王夫差。夫差在绝望中自杀身亡。持续二十多年的吴越战争，以越胜吴败而宣告结束。
从上述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越胜吴败的关键，在于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优劣。吴越两国幕僚范蠡和伍员的谋略水平不相上下，区别就是用与不用。勾践和夫差虽然都不是雄才大略之辈，对幕僚的态度却完全不相同。身处逆境的勾践能够采纳范蠡和文种的谋略，因胜而骄的夫差却一再拒绝伍员的劝谏，因而导致一胜一负的完全相反的结果。
范蠡功成身退的结局说明，范蠡不仅善长谋国，而且善长谋身，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因而才能够避免文种那样的杀身之祸。苏东坡对此发表评论：“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范蠡之所以采取这种功成身退的措施，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规律性：“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勾践之所以过河拆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德，更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副长脖子尖嘴巴，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和幕僚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是一种彼此利用的关系。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谋略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尤其是在创业阶段或处境危难的时候，都会程度不同地礼贤下士，虚心听取幕僚的意见。幕僚人才则希望依靠有作为的君主，谋取个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到何种程度，则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为准则。为幕僚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践在会稽兵败“十年生聚”的时候，能够比较虚心地采纳范蠡、文种等人的意见，甚至宣称要和他们“共执越国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认为不再需要幕僚的帮助，甚至认为幕僚成为自己权位的威胁，就毫不犹豫地进行排斥和迫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范蠡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不知范蠡乘舟后，更有功臣继横无？”(唐代诗人胡曾《泳史诗》)范蠡的结局开辟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