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二三月间，当那一树树杏花绽蕾欲放或是纷纷盛开之时，一些迁客骚人文士博学者，难免会想到杜牧的《杏花村》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呢？数百年来，众说纷坛；近数年来，争论尤烈。
一说在山西省汾阳县，近年来报刊杂志上首先提出此说，理由是相传自南北朝以来，汾阳即以产酒着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酿”之誉；天下杏花村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但缪钺编着的《杜牧年谱》（载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二两集）中，关于杜牧的平生事迹、每年行动，历历可考，却没有他到过并州（唐代并州相当今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开元中改为太原府）和边塞的记载。所以，杜牧“借问”酒家，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阳县了。
二说在安徽贵池县城西。理由是杜牧在会昌四年（844 年）九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会昌六年九月又迁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两年；并且贵池县城西有杏花村，素产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写了《贵池县杏花村志》，将杜诗《杏花村》收入；后来《江南通志》亦将该诗收入，并言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贵池。这个理由较山西汾阳县说法充分。但细细体味杜牧《杏花村》诗，疑窦也便接连而来：一是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会昌四年九月作此诗，离清明时节尚远，何以会提及路上的断魂之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为官时所写，从会昌四年九月至第二年的清明时节，近半年之久，这位嗜酒的大诗人，难道不知城西数里的杏花村有好酒卖吗？焉有向牧童“借问”之理呢？三是社牧在贵池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当差的服侍，怎会兀自寻觅酒店？因此，贵池说也有问题。
三说在江苏丰县城东南十五里处。其理由是：（一）根据诗意，该诗为杜牧途中所写，由“路上”、“借问”说明杜牧对周围的情况并不熟悉这一点可知。那么，杜牧在什么时候路过丰县的呢？查杜牧年谱，杜牧一生自外郡迁官赴京共四次；有三次过丰县境：大和九年由扬州节度掌书记迁监察御史，大中二年八月由睦州刺史迁司勋员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迁考功郎中，皆取道运河，经扬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开封）入京。
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宁陵县记。丰县杏花村即在运河至宋州的道上。远古，丰县曾属宋；并且丰县是刘邦的故乡，所以杜牧过丰县境，写一首《杏花村》的诗，是合乎情理的。（二）宋人苏轼写了一首关于丰县朱陈村嫁娶图的诗，诗中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言宋时丰县杏花村胜景破坏，猜拳行令豪饮美酒已被县吏打门代替，其诗暗合杜牧《杏花村》诗。苏轼生活的年代离杜牧仅晚一百余年，他对杜牧杏花村的地址比他以后的人更清楚，因而较可信。（三）《丰县志》
最早修于明代，从最早版本的《丰县志》始，版版皆收杜牧《杏花村》一诗入“艺文”；尔后的《徐州府志》亦屡次收入。而安徽贵池郎遂的《杏花村志》是清人的作品，迟于明版《丰县志》，更迟于宋代苏轼的作品。然而如今丰县城东南15里一带并无杏花村。只有一村，今名张杏行，至今家家门前院里尚且植杏三五株，可是该村向不产酒，看来丰县说亦难以让人置信。
四说是泛指。理由是中国杏花村很多，诗人不可能指专一的杏花村。不少人认为此说“非矣”，杜牧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岂能无病呻吟？假如他不亲眼见到一个杏花村，他的诗兴岂能无感而勃发呢？
看来，杜牧诗中杏花村是确有无疑的，这位才学显赫的杜樊川，写的是哪个杏花村呢？这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谜，何日能解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