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这是曹孟德在建安十二年（205 年）北征乌桓回军途中，在碣石登临观海时写下的壮丽诗篇。曹诗描绘的这处幽州观海胜地，令人神往，难怪乎史载北魏太武帝、北齐文宣帝、唐太宗等都曾登碣石，临沧海，舞文弄墨，刻石赋诗。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当年曹孟德登临的碣石至今在哪里呢？自汉代以来，古碣石的地望问题，聚讼纷坛，悬而未决。各家说法基本可分为四种：一是以《汉书。地理志》、《明一统志》、《永平府志》、《读史方舆纪要》、《昌黎县志》为代表的“昌黎说”；二是以《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补志》、《通志》、《通考》为代表的“卢龙说”；三是以东汉文颖说、《水经注》、郭璞《山海经》注、《新唐书。地理志》、《舆地广记》为代表的“临榆说”；四是以胡渭《禹贡锥指》为代表的“沦海说”。
近几十年来，关于古碣石地望问题的讨论，一直未停息过，但各种意见基本趋向于“临榆说”和“昌黎说”两家。主“临榆说”者可以史学家顾颉刚为代表。《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前110 年），武帝“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注引东汉文颖说：“（碣石）在辽西累县。累县今罢，属临榆。此石着海旁。”郭璞《山海经》注、郦道元《水经注》均从之。顾颉刚在《中国古代地理名着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禹贡》篇注释中，逐一分析了历来关于古碣石在渤海沿岸的多种解释后，认为“以《禹贡》着作年代在战国时看来，文颖说比较可靠”，“汉初期传的碣石在累县（故城在今昌黎县南），应该与《禹贡》作者的观念一致”。
顾先生对《尚书。禹贡》钻研有年，素以疑古派首领着称，其说在史学界颇有影响。另外，冯君实据历代记事和诗篇的描绘，考察了碣石的自然面貌和它的重要战略地位后指出，传统的四种说法中，“沦海说”根本靠不住；昌黎境内有碣石山是人们公认的，勿庸置辩：“卢龙说”实际很笼统，所说在平州（卢龙）东离海三十里，指的还是昌黎碣石山。他以古籍记载证明，临榆海边确有碣石存在，“如果没有理由证明临榆碣石沉于大海或为积层所掩埋，那它在今天就不但存在，而且可以从榆关镇以南沿海找到它，可能就是今天的北戴河海滨，具体地说就是金山嘴”。（“东临碣石”的碣石在哪里》，《吉林师大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3 期）此外，黄盛璋、李长傅认为，秦汉碣石在金山嘴附近，（《碣石考辨》、《文史哲》1979年第6 期）或即是累县的小碣石山。（《禹贡释地》，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早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对碣石即有记载，《濡水注》曰：“累县碣石山……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清初的胡渭由于无法解释这段记载，便在《禹贡锥指》中首创郦道元之后碣石沦于海底之说。胡渭的“沦海说”
影响极大，以致清末杨守敬、熊会贞等人合撰的《水经注疏》及《水经注图》，又基本因袭了此说，其影响直至今天。解放以来，不少古典文学选本和中国文学史着作对《观沧海》中“碣石”的注释，几乎都认为它早已沉沦于海。而谭其骧1976年发表的《碣石考》一文，以充分的论据，否定了碣石“沦海”的观点，指出魏武东临的碣石即今昌黎县境之大碣石山。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有关图幅内，亦标明碣石山位于昌黎之北，可谓“昌黎说”之代表。嗣后，不少人从有关古碣石的各个侧面，加以论证，发表了与谭氏相同观点的文章。陈可畏通过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来考证碣石山的地理位置，（《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考古》1979年第2 期）王育民从考古发现以及《水经注》等古籍有关碣石的记载加以考证，（《碣石新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 辑）于祥则以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及方志等史料和实地考察为据，（《也谈＜碣石考＞问题》。
《地名知识》1984年第3 期）均确认碣石即今昌黎县北的碣石山。高洪章、董宝瑞基本赞同谭其骧的上述结论，但不同意谭氏认为碣石“不是沦于海，而是没于陆”的解释，并指出《辞海》对碣石的解释，并不符合《水经注》的原意。（《碣石考》，《历史地理》第3 辑）近年出版的一些工具书，如修订本《辞海》、《辞源》、《中国名胜词典》，几乎都主张碣石“昌黎说”。
这个公案至今谁也未能说服谁，孰是孰非，难以定夺。1984年，考古界传来有关考证碣石位置的重要信息：辽宁省考古工作者提出，距山海关10余里紧靠渤海边的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石碑地和贺家村黑头山的秦汉建筑遗址，当是古代举行观海和重大礼仪活动的胜地，为确定“碣石”的位置提供了新的依据。（《文汇报》1984年8 月18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碣石”之谜很可能最终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