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主页 > 故事大全 > 民国故事

在民国上大学要花多少钱?

发布时间:2021年2月5日责任编辑:赵小云来源:知音

   在民国上大学得花多少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大学跟大学不一样,有的大学收费高,有的大学收费低;学生跟学生也不一样,有的学生比较浪费,有的学生比较节俭。

  
  咱们先来算算那些最基本的开销。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大家都知道,民国没有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你要拿着中学的毕业证书、四寸的半身近照三四张,如果想读的是师范大学或者教育学院,还得拿着你籍贯所在地教育局开具的介绍信。你把毕业证、照片和介绍信递过去,人家一看手续完备而且没有造假,就会让你缴纳报名费。要缴多少钱的报名费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般就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
  
  交上了报名费,你会领到一张志愿表,你需要填上姓名、年龄、籍贯、学历、通讯地址和你想要报考的院系与专业。填完以后,拿到登记处登记,又可以领到一张体检表,上面印着考生体检的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过了几天,你去体检,通过以后,又能领到一张准考证,背面印着该所大学招考新生的日程安排、考试科目和考生须知。到了规定的入学考试时间,你来到考场,把各科试卷上的题目做完,考出好成绩,再通过一场很简短的口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
  
  也就是说,在民国考大学,是先填志愿,然后再参加体检和考试,那三五块大洋的报名费,实际上就是体检和买试卷的费用,假如你在体检、笔试和口试这三个环节当中的任何一环败北的话,人家是不会退给你报名费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大高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今日南京大学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当时的最高学府)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号到8号,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参见卢绍稷《大学投考指导》,上海勤奋书局1932年版)。民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现在假设你已经通过了某所大学的体检和考试,被录取了,开学那天,你带着行李走进校门,去登记处注册,这时候,你要缴纳学费。各个高校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 比北大和清华贵一倍左右,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是清华的五倍(以上学费数均见于《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其中光最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剩下的钱刨去看病、买估衣(不舍得买新衣服)、走亲戚、随份子,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供应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参见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老舍先生笔下有位骆驼祥子,在北京城里拉人力车,小伙子聪明能干而且省吃俭用,挣一文攒一文,纯收入比城郊的农民高得多,可是他一年到头不休息,最多才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假如他和虎妞生下一男半女,能供得起孩子读大学吗?绝对不能。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文坛大腕,如鲁迅、冰心、茅盾、郁达夫、钱钟书、叶圣陶、徐志摩、臧克家等等,都读过大学,甚至在国外留过学,细究他们的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即贵,至少是中产之家:冰心的父亲是海军部次长,徐志摩出身海宁望族,郁达夫的哥哥是大律师兼大法官,钱钟书的父亲是教授,茅盾的父亲是乡绅,臧克家的父亲是地主,鲁迅小时候虽然家道中落,他母亲毕竟还拿得起八块大洋的盘缠,使他得以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进而赶上清朝末年的留学潮,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我倒不是说这些名人之所以有所成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好,而是说在清末以及民国时代,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31年,蒋介石的笔杆子、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陶希圣的描述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基本没有。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好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着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1935年2月12号《申报》副刊《自由谈》,臧克家专栏《愁来碰人》)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女生流传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意思就是说北大的男生暮气沉沉,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则大多没有钱,只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既有钱,又有活力,适合做男朋友。为什么说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大多没有钱?因为所有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钱,正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不得不报考师范大学,有钱的学生都去报考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了。
  
  在民国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二十四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十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吃。
  
  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五十名教授,其中二十二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文/向后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