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着作《领袖们》一书中，形容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可以这样说，在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长期交往中，他们既是齐心协力的朋友，又是唇枪舌剑的政敌。
共事在黄埔军校
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后，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为了办好学校，培养为其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曾请求在西欧留过学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从留学人员中举荐一些优秀者来黄埔执教，张申府便举荐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50人。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身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周恩来，经党组织批准，应邀于当年秋进入黄埔军校，兼任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从此开始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磕磕碰碰、长达20多年的交往生涯。
11月间，周恩来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上任后，经过一番大力整顿，使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他还支持军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使军校充满了革命的生机和活力，蒋介石为此称赞他是个“导演人才”。随着广州周边形势的急剧恶化，黄埔军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暂停学业，投身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去。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组织领导作用。蒋介石曾对人夸耀说：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渐露端倪。1926年3月20日，自感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开始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的第一个信号。事变发生伊始，周恩来闻讯前往，也被软禁于广州铸币厂达一天之久。为此，他义愤填膺，在铸币厂打通了蒋介石的电话。蒋有点惊慌地在电话那头说：“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4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
慑于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蒋介石很快下令将他们释放了。这时，周恩来已清醒地意识到，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因此没有再回黄埔军校工作。
拒拉拢分道扬镳
1926年7月，国共两党决定了北伐大计，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张治中请求，让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以便加强两党的合作，随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向蒋介石举荐周恩来。这使蒋介石不能不再次考虑重用周恩来的问题。其实，他自己也是打心眼儿里佩服周恩来的，他感到在国民党里，无论元老还是新秀，还没有一个人能与之相匹敌，若能得到他的帮助，对自己将是非常有利的。
为了拉拢周恩来，蒋介石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特意宴请周恩来。席间，他对周恩来和另一位作陪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
周恩来婉转地拒绝道：“此事只能由中共中央决定，我个人难以抉择。”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周恩来冒着腥风血雨，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组织领导武装暴动，由此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蒋介石恼羞成怒，曾紧急下令悬赏8万元缉拿周恩来，却无果而终。
谈判促合作抗日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来尽弃前嫌，再次出山，充当蒋介石内部纠纷的调停人，以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于对国内复杂形势的清醒认识，周恩来高瞻远瞩，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方针。蒋介石最终做出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此后不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开始不断接触，商谈再度携手、共同抗日的问题，初步达成了红军改编等有关问题。代表中共出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重任均由周恩来担当。
6月至8月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先后两度会谈于庐山，一度会谈在南京。谈判是极其艰苦的，曾因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而一度陷入僵局，但终因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斡旋努力，更兼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全民抗日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8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于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还公开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实现，开启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这年的7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轱岭路的别墅中遥想西安的落难，依然心有余悸。想到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才非但不能为己所用，却成了自己的死对头，不免陡生伤感。他对身边的“文胆”陈布雷叹道：“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为民主和平奋斗
抗战后期，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成为人们日益强烈的普遍要求。1944年11月7日，为了协调国共关系，美国派出了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来到延安，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协定草案。11月10日，周恩来随同赫尔利带着这份协定草案同机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但蒋介石看了后迟迟不表态，并抛开协定草案另行提出了三条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气愤至极，决定立刻返回延安。临行前，他和董必武应约会见了蒋介石。略作寒暄之后，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说：“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相让道：“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其“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在周恩来凌厉的词锋面前，蒋只得模棱两可地回答：“是的，是的。”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奉命从延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但因分歧较大，谈判不欢而散。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竟傲慢地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由于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一时间国共内战烽烟再起。在此险恶的形势下，周恩来和董必武于1946年7月2日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重复提出要中共军队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承德、察哈尔省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驻，并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周恩来回答说：“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他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以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毫不考虑，于是会谈无果而终。这是周恩来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