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初名李淳，唐宪宗李适之孙、唐顺宗李诵长子，唐代第十二位皇帝（805年―820年在位）。
贞元四年（788年），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立为太子，改名李纯。同年八月即位。李纯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李纯在位时，勤勉政事，力图中兴，从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
李纯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一些藩镇。经过削藩，藩镇势力暂时有所削弱。
元和十五年（820年），为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谋杀。享年四十三岁，在位十五年，谥号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庙号宪宗，葬景陵。
幼年经历
李纯原名李淳，为唐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日（778年3月17日）生在长安宫中。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李豫）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德宗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德宗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788年）六月，11岁的他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唐宪宗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793年），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郭氏由于母亲是唐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是表姑侄，郭氏就长了宪宗一辈。或者说，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顺宗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宪宗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795年）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他就是后来的唐穆宗。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宪宗，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登基之迷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六日，他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权勾当军国政事，即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宪宗得父皇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这一年，宪宗28岁。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宪宗的登基伴着顺宗的内禅一直被人们猜疑着。宪宗登基前后，也的确有一些无法弄清楚的秘密。我们可以列举这样一些事例略做说明。
其一:
宪宗刚刚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二王”集团的陆质借侍读之机有所规劝，被宪宗制止：“陛下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怎么还扯其他的事？”说明此刻的宪宗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说，宪宗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
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时年61岁。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宪宗的宦官。
其三:
在顺宗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宪宗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宪宗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
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宪宗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西经略使刘澭请兵，谋划废宪宗另立皇帝。结果，刘澭告密，逮捕了罗令则，宪宗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澭，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宪宗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政敌。
其五:
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时一直是顺宗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宪宗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澭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宪宗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
太上皇顺宗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宪宗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顺宗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宪宗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宪宗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到湖南任了一个观察团练使。宪宗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宪宗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