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也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我国在很古的时候就有了专门记载历史的史官，他们把君王的言行和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即《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内容上看，《尚书》不但记言，也有史实。
在古代，“尚”与“上”是同义通用字，因此，“尚书”亦可称为“上书”。但是，对于“尚”或“上”在这里的意思，人们的解释却有不少差异，有人说“尚书”就是“上古之书”，以“上”为“上古”；有人说“尚书”是“人们尊崇的书”，以“上”是“尊崇”的意思；还有人说“尚书”是“君上的书”，以“上”为“君上”之义。现在，一般认为该书是因为所记为上古之事而称为《尚书》。
据传说，《尚书》最初简册很多，经孔子整理后，选出百篇，纂集成“训典”“故志”和“语”，而以语为主。因为该书经过孔子整理，孔子后来曾经以此书为教育学生的教本，再加上该书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后人十分重视该书，儒家把它列为经书，而称其为《书经》。
《尚书》一书按照朝代顺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大部分，分别记载各个时代的历史。《虞书》记载我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的政治活动、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夏书》是记载夏朝初期的事情，其中有启征讨有扈氏的誓师辞，《禹贡》篇则记载了大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商书》是记载商朝历史的，其中有商汤伐桀、盘庚迁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周书》记载了周朝的历史，其中几篇介绍了周灭商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其对殷人的统治等情况，如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和成王东征等等，这一部分是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的原始资料。
《尚书》各篇的文体不尽相同，它可以分为六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指人们所尊敬的书册，《尚书》中的“典”即“典范”“经典”之义。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以为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把它奉为经典，所以称之为“典”。“谟”字读音和释义都与“谋”字相通，“谟”就是“谋议”的意思。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议论政治的谈话，互相谋议，所以称之为“谟”。“训”有“教训”之义，例如《伊训》，据说是记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所以称为“训”。“诰”的意思就是“告谕”，无论从口头上或书面上告谕别人，都叫做“诰”。“誓”一般是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命”则是“命令”的意思。
《尚书》是一部不好读懂的古书，它所用的字、词汇、语义以及语法结构都属于殷周时代的上古汉语。由于该书历史悠久，它才影响深远，并经历了许多复杂曲折的过程，这就是它的真伪问题以及对它的内容文字考证注释的歧义。
秦朝末年，秦始皇焚书，实行“挟书之律”，不准民间收藏《诗》《书》。后来，项羽火烧阿房宫，又毁掉了国家藏书。因此，西汉初年，学习古文，只能靠老先生记忆、背诵，进行口头传授，人们把它用汉代通行的文字记录整理下来，这便是今文，后来称其为今文经书；汉文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并号召献书，这样，就陆续发现了一些用战国时期的文字写成的书籍，人们就称为古文，或通称为古文经书。当时很多书都有今、古文之分，同一种书，由于今文、古文的书写和内容不同，就发生了经今古文之争。在这种争论中，《尚书》是争论比较激烈的一种。
《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主要是真伪之辨，涉及到篇数的多少和注释的辨别。西汉时期流行的《今文尚书》，是济南人伏生所传，该《尚书》本来收藏在墙壁中，后又从墙壁中拿出，因而有所损毁，只得28篇，用以教授门徒。汉武帝时民间又献《太誓》，共29篇（有的分《盘庚》为3篇，成31篇）。《今文尚书》不仅用汉代的隶书写成，而且后来也加入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人们评论说它是把经文与谶纬神学结合起来，使经文神学化。
西汉的《古文尚书》得于孔子旧宅的墙壁之中，是用六国时的古文写成，后由孔安国进行了校读整理。除了《今文尚书》的29篇外，《古文尚书》还多得了16篇。孔安国虽然也将它献给朝廷，但一直没能列于学官。经过后世的政治变乱，《古文尚书》居然又亡佚了。
过了300多年，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出了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而且比伏生所传多25篇，又从伏生所传各篇中分出4篇，并作了序，共59篇。此书流传很久，唐朝的孔颖达还为其作了疏。但是，宋代以来，开始有人怀疑此书，清代，阎若璩积几十年的功力，着《古文尚书疏证》，引经据典，列举128条证据，以定《古文尚书》为伪书。以后，崔述又着《古文尚书辨伪》，继续进行了论述。于是，梅赜本的《尚书古文》作为伪书，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刘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