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大转变时期。儒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先秦时期，儒学未与君权结合，基本处于自由发展状态；汉代尤其汉武帝以前，儒学转而与君权逐步结合，得到官方的认可，儒学便成了统治者的“守成”之学，儒家思想一跃而成为封建专制集权制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学的这一转变，汉初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他们以外，对汉代的儒学中兴立下不朽之功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
第一，叔孙通通达时变，知当世之要务。
这也是汉儒与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特点。读《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出入自由，游刃有余。对此，当时就有人斥责叔孙通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当陈胜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诸儒生30余人询问情况和对策，但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楚怀王。楚怀王做义帝后，迁往长沙，叔孙通留下来服事项王。汉高帝二年，汉王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终于跟随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多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跟随刘邦后，仍然不忘灵活变通，去就取舍“与时变化”。刘邦是楚人，他开始时很讨厌儒生，于是，叔孙通便打扮成楚人装束。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100多人，然而他没有推荐过谁，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道：“服事先生几年，又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能推荐我们，却一味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则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以后也都做了郎官，都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是个儒生，但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势而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士称为“鄙儒”。秦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如孔子时代，世界多元，他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树中间进行选择。而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棵皇权大树，无选择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将永不用世。更何况像孔、孟那样的儒学大师，尽管他们一生栖栖遑遑，到处奔走，可在当时那种多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邦。后来，他就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者“圆通”，儒家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之狗”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更无从谈起。
第二，叔孙通制定汉家礼仪。
作为儒生，叔孙通对儒学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此可谓对儒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当群雄竞力，以勇武相尚时，儒学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而社会一旦安定，儒学便可发挥其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对于儒学“难于进取”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已经有了具体的说明，而统一的秦王朝却没有也没来得及验证儒学“可与守成”的特点。等到汉朝“已并天下”之后，叔孙通便开始了用儒学为汉家“守成”的努力。
汉高帝五年，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拥戴刘邦做皇帝。此时，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彼此争功论赏，有的酒醉后乱吵乱闹，甚至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这位新君不知所措。叔孙通看准了机会，在刘邦越来越感到厌烦的时候，他请求到鲁地征求儒生，与他的弟子们共起朝仪。叔孙通等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以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刘邦当时十分得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件事对刘邦震动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好处，变得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叔孙通受到重用，对儒学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他晋升为太常，一大批儒生得到任用，进入到了汉代的统治阶层之中。两年以后，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佐和教导一国储君。刘邦曾打算以赵王如意易太子，都被叔孙通谏止，显见叔孙通在刘邦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刘邦死后，惠帝即位，遂废“挟书之律”，民间开始有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此为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古籍的先声。惠帝时，叔孙通又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着也”。须知，儒家极重礼乐仪法，而叔孙通制定的这些仪法，则一直在汉代行用。
另外，魏张揖在《上广雅表》中有“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一语，清人陈寿祺《左海经辨·大小戴记考》又据而认为：“《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七十子微言大义，赖通以不坠。”今也有人认为这些论断比较合理。如果真是如此，叔孙通弘扬儒学之功则更高。
第三，汉代“以孝治天下”，叔孙通肇其端。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于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汉初不仅设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这代表了汉人的普遍看法。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而且认为它是儒家“六艺之总会”。后汉时更“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的实例。
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其它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了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
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祖九年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邦打算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刘盈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于叔孙通如何用孝教导太子，史无明言，不过，后来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刘盈做了皇帝后，住在未央宫中，其母吕雉住在东面的长乐宫中。刘盈东朝太后时，每次都必须往来清道，停止交通。因此，为了减少麻烦，便利过往行人，便修筑了复道。可是汉高祖刘邦的衣冠每月从陵寝出游至高庙的道路却在复道之下，叔孙通对惠帝说：“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刘盈听后非常恐惧，打算立即拆除。叔孙通则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刘盈照做后，刘邦的衣冠每月出游不致经过复道之下了。一方面，这说明叔孙通在极力维护刘盈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叔孙通的辅佐下，刘盈能以孝作为行为标准，儒家的“尊祖”与“敬宗”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也都加上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义。
胡适认为：“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文，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