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两汉时期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编撰的《史记》一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编撰体先例，成为后来史学家编撰通史的范例。《史记》记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元年，共约三千年的历史。鲁迅高度评价了《史记》的艺术价值，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又有诗句赞美他为“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史记》这部历史巨着，是司马迁处于逆境中用血和泪铸成的。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出生在黄河西岸的一个叫做龙门的村子里。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掌管国家图书资料。受父亲影响，司马迁从小就喜欢读书。
司马谈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接触一些当时着名的学者，如董仲舒、孔安国等。在这些名师的指导下，司马迁获益匪浅，他很快成长为一个年轻而博学的人才。
为了能早日继承父亲大志，成为一名卓越的史学家，在司马迁二十岁左右，他决定离开长安城，去游览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收集更多的历史材料，并进行实地考察。
在汩罗江畔，他含泪言屈原；在九嶷山上，他热血寻找禹墓；在姑苏山上，他辛苦搜集吴王阖间和夫差的陈年轶事；在邹峄山上，他有幸瞻仰了秦始皇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而修建的石刻……这次远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了解了许多风俗民情，积累了许多鲜活的历史史料，培养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这些对他日后编撰伟大的史学着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回来不久，司马迁便被汉武帝任命为郎中。其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皇帝外出时准备车骑。这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上层统治集团，了解到他们荒淫无度的生活的同时，也了解了不少国家大事。
如果说以前司马迁所做的一切还纯粹是出于自己从小培养起来对历史的特殊兴趣，那么在他的父亲死后，这对于他来说就更变成了一种责任。
司马谈死后第三年，汉武帝任命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因此，他有机会读到宫廷收藏的历代典籍。这些丰富的史料，进一步扩大了司马迁的视野。于是，他开始对这些史料潜心钻研并加以整理，开始撰写《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巨着。
然而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史记》的时候，祸从天降。公元前99年，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出击匈奴。虽然经过激烈奋战，杀敌无数，但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援兵不至而被俘。李陵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廷犹如一颗炸弹给了汉武帝当头一震，这使本来就深为还没有退敌良策而苦恼的汉武帝大为恼火。司马迁平日深知李陵的为人，相信投降绝非他的本意。因此，他仗义执言，对汉武帝说：“李陵平时孝敬父亲，对朋友真诚，常常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奋不顾身，这是大家有口皆碑的事情。这次他以五千人对八万之敌，战败被俘，实为无奈，相信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将来他再找机会报答朝廷的。”司马迁的话激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大发雷霆，下令将司马迁关进了监狱。后来，北方又传来消息说李陵正在帮助匈奴练兵。其实这是匈奴使用的一个离间之计，但正在气头上的汉武帝信以为真，马上下令把李陵的家属处以死刑，司马迁也被判死刑。根据汉朝的法律规定，免减刑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用五十万钱赎罪，一是用腐刑（又称宫刑，是一种阉割生殖器的残酷的肉刑）来代替死刑。
司马迁的家境并不富有，无钱赎罪，而受腐刑，又是何等奇耻大辱的事呀，简直生不如死。他真想一死了之，但他想起了父亲临终时的遗言，想起了自己搜集材料的种种艰辛。他更想起了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忍饥挨饿，受尽冷嘲热讽，终于着成了《春秋》；左丘明双目失明而着成《国语》；孙膑受膑刑而着成了《孙膑兵法》；屈原被流放而着成《离骚》。
他们并不是由于自己受尽侮辱而流芳百世，而是由于他们的传世之作而永垂不朽。对，一个人的躯体可以被玷污，但灵魂绝不可以被污辱。他要顽强地活下去，来完成他的未竟之作。想通了这些，司马迁坦然面对即将受到的刑罚。
汉武帝非常赏识司马迁的才学，也了解他的忠心，当初治司马迁的罪，完全是因为当时被气昏了头，一时冲动而为。后来汉武帝逐渐了解了李陵事件的真相，不禁为当初自己所犯下的过错后悔不迭。太始元年六月，他利用大赦天下的机会，释放了司马迁。不久，又封他为中书令。中书令的职位要比太史令高许多，奏章和诏书的上传下达，都要由他经手。可此时的司马迁更深刻地认识到人世的艰辛和变化无常，早已将功名利禄看淡，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史记》的写作之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整经过了十四个春夏秋冬，司马迁忍辱负重，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他的伟大着作《史记》。《史记》，“其文真，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文如其人。在他的笔下，饱含着对英雄的崇敬、对市侩小人的不满，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统治阶级的贪婪、愚昧和暴虐的无情揭露。《史记》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瑰宝，屈辱与志气造就了司马迁，着述的丰碑成就了司马迁。谁能在逆境中奋起，谁就是强者，谁就能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