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对中国革命、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犯了右倾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此后，他历尽坎坷，辗转漂泊到了四川。他的晚年凄风苦雨，令人感慨，却给人们以种种启示。
四处辗转
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
一块接一块的木跳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裹挟在人流中的陈独秀，穿一件白布衬衣，一条阴丹士林蓝布长裤，烈日炎炎，他用一把蒲扇斜遮在头顶上。这位年近六旬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老者，经过小客轮上五六个小时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尽管身边有年轻的妻子潘兰珍搀扶着，但他的脚步已经明显有些蹒跚了。
无情的岁月，使这位昔日的斗士略显龙钟老态。他头上已略略谢顶，短发里黑白相间，一张白净的长方脸上，添了皱纹，高了颧骨。唯有他那扬起的剑眉，紧抿的嘴角，深邃的目光和挺直的鼻梁，仍透出一股锐气和倔劲儿。
一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结束了他第5次被捕近5年的铁窗生活。
陈独秀出狱时，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给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了陈独秀的信后曾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路线并无大的分歧。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回归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王明、康生等人的干扰下，陈的愿望最终落空了。上海的托派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数次邀请他回沪主事，重整旗鼓，却被他严词拒绝。至于对国民党当权者抛过来的高官厚禄的诱饵，陈独秀更是不屑一顾。
出狱的当天，陈独秀拒绝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优等房间”的殷勤“招待”，而住进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不久，傅家住宅遭到日机的轰炸，陈独秀又寄居到另一位北大学生陈钟凡家。
一个月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常来“光顾”，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诘问，弄得陈独秀非常厌烦和憎恶，遂迁汉口德润里暂住。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又从武汉搬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寄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
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蚊蝇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到达江津后，陈独秀走下跳板，便嘱咐脚夫把行李暂置路旁，他抬眼张望起来。灼人的阳光，使得陈独秀头昏眼花。等着等着，一团火气不由从心底冒了出来，他自言自语地说：“见鬼，仲纯怎么连个影子也不见？不是说好来接船么？”
“邓先生，他……”着一身半旧花缎旗袍的潘兰珍欲言又止。在她的圆脸上，已经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仲纯不会无故失约的。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好在知道他的住址。”瞧着小他20多岁的妻子那副沮丧的模样，陈独秀不由松下拉长的脸，轻言安慰着潘兰珍。
在陈独秀的心目中，邓仲纯那副眼镜后的双目，永远流溢着真诚。他是清代着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作为安徽同乡，曾与陈独秀一道留学日本，尔后，又一道回国参加过革命。
陈独秀夫妇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才找到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这儿是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
进到会客厅，一名护士打扮的中年女人，先是忙不迭地打洗脸水、让座、沏茶，然后急匆匆地跑去禀告邓太太。从护士口中，陈独秀方知邓仲纯“失约”系临时有急诊外出了，心中的一股火气一下子消了。想到总算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归宿，即将与阔别多年的老友相聚，一丝笑意浮现在陈独秀的嘴角。
又过了好一阵，那位护士面带尴尬磨蹭着踱进屋，讷讷地告诉客人说：“哎呀！陈先生，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不会客？！”陈独秀一时愕然，睁大双眼，好半晌开不得腔。
“大姐，你没说，我们是邓先生邀、邀来的吗？”潘兰珍窘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连声音也小得听不清楚。
“唉，邓太太说，她这儿房子紧，请你们另外想想法子……唉，陈先生、陈太太，你们看啷个办喔？我们邓太太的脾气，你们恐怕是不知道的……”
听了护士的几句话，陈独秀真好像置身冰窟再被一瓢冷水从头淋下。潘兰珍紧紧地咬着下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邓太太一直是将陈独秀当作“危险分子”避而远之的。早在1919年6月，那天，当陈独秀在北京一家屋顶花园向下抛撒传单被埋伏的一群密探抓捕时，楼下的邓仲纯仍在台球场内旁若无人地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挨次放到茶桌上。要不是被押下楼的陈独秀有意大呼大嚷，以暗号通知，那天的邓仲纯当然也成了军警捕获的又一个“猎物”。得知此事，受惊不小的邓太太常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煞是抱怨。
两年后的一天，陈独秀领着一个陌生人，极其神秘地住进邓仲纯家中。此事因邓仲纯一再打招呼，除保证招待好两位客人的住宿外，还得千方百计确保他俩的安全，弄得邓太太整天提心吊胆，好生不快。后来她才知道，那个陌生人叫瞿秋白，他和陈独秀是一道去苏联的……
邓太太对这些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今日正巧她家先生外出，邓太太心一横，便赏了来客一个闭门羹。
“好，好！我们走。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愿寄邓太太篱下！”陈独秀临走时忿忿然地嘟哝了一句，他的脸色也由绯红转到铁青。
陈独秀不再顾及小客栈的简陋和肮脏，在那儿租下了一间单房。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介绍，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稍事安歇后，陈独秀即给避乱赴渝的三子陈松年发去一信。陈独秀在给儿子的信中，不无感慨地略述了江津的这一段遭遇：“……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不幸丧母
如果说，投宿遭拒是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那么接踵而来的丧母，则是给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带着妻子、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时至初冬，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并为其太太做了一番“自谴”，陈独秀遂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陈独秀自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次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从而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实在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这可怜的一点幸福是那么短暂，在江津刚度过了第一个严冬，3月22日，78岁高龄的母亲谢氏溘然长逝。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起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妈！”便恸哭失声，老泪纵横。母子之情，至真至诚，令人嘘唏不已。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刚出世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病死了。40多年前，陈独秀正好20周岁时，其生母查氏也故去了。在查氏病逝前的3年，陈独秀便正式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四婶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养母。
曾做过清朝知府的陈衍庶没有子嗣，加之独秀从小聪颖过人，顽皮可爱，故陈衍庶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疼爱。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但暗中却始终不忘对陈衍庶的接济。
但即便是这表面上的“退继”，对谢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陈独秀“玩出”这幕幼稚把戏的头天晚上，他预先赶到母亲房中去做解释。可话刚出口，老人便惊恐得好似遇到了魔鬼，一本正在她手中翻弄着的《陈氏宗谱》“啪”地掉在地上，她使劲儿睁大了眼睛，全无了平日的安详，茫然失神地瞪着面前这位着一身西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仿佛不认识似的。大半晌，她才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然而实际情况是：过继官僚家庭并没有连累到陈独秀的革命，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株连”了他的家庭。
1913年，袁世凯任命的安徽都督倪嗣冲一上任，就立即下令缉拿陈独秀。此时，也正是谢氏最为艰难的年月。丈夫刚死，尸骨未寒，过继儿子又被迫逃亡异地。闯上门的差役因为扑空而恼羞成怒，便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继而倾箱倒柜，掘地三尺，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目睹此种暴行的谢氏，因悲愤过度而大病了一场。从此以后，每每念及一时杳无音信的儿子，谢氏便暗自垂泪，眼睛便从此坏了下去。
自从陈独秀逃离后，谢氏用她被抄家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2个侄孙，一家8口，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吃斋敬神的谢氏，是一位旧礼教熏陶出来的妇女，到了晚年，她更把自己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视为至关要紧的“大节要义”。所以，当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后，她便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硬叫松年夫妇陪着她，千里迢迢，从家乡上重庆、赴江津，一路饱经风霜，备尝艰辛。
关于尽孝道，陈独秀与前来奔丧的大姐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依大姐的意思，披蓑麻、穿孝服、守灵堂、做法事等一切按照孝道仪式，俱不能免。而陈独秀认为不必拘泥于这些在自己看来纯属迷信活动的繁文缛节，只需简单履行一些丧仪，他说：“在生不肖者，即使读了十八章孝经，又有何益？”
陈独秀的话，惹恼了性子急躁的大姐。在大姐一番“不孝”之词的抢白之后，又经过仲纯等一些朋友的劝解、说服，陈独秀只好顺从了大姐的意见。
这件事可谓是陈独秀生活中的第一次违心之举，而以往的他则是说一不二、独行其是的家长作风。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与谢氏之母子深情。
大姐对于陈独秀的“不孝”之责备，其实也是气头上的话。她清楚地知道，在养母临终前很长一段时间，每顿饭都是陈独秀亲手盛好，亲自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和拿药等事，陈独秀伺候的细致和周到也不亚于妻子兰珍。
在隆重进行的丧礼中，陈独秀身着麻衣，双腿曲跪灵前，泪流满面地焚烧着一大叠纸钱。有谁能知道他此刻极其复杂的心情呢？
移居石墙院
谢氏逝世以后，儿子松年一家人迁居到了学校。多了宽余的屋子和少了家务事的牵扯，陈独秀的心平静了一些，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着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的政治文章。自然，与朋友们的书信往来是不能少也不能断的，他渴望着了解战事与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可是，好景不长。7月的一天，为邓太太的一通指桑骂槐的刻薄话，潘兰珍在卧室内整整饮泣了半天。待陈独秀一再追问，方知系邓太太指责他们是“寄生虫”之故。显然，如此难堪的处境是无法呆下去了。经过陈独秀言辞恳切的坚决请求，邓仲纯只好答应了陈独秀的迁出。
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邓仲纯帮助陈独秀搬迁到离城30里地的乡村鹤山坪，住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施家大院。可那儿的孩子太多，整日闹山麻雀似的叽叽喳喳，陈独秀不久又迁到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石墙院内景致优美，鱼池假山，竹树成阴，院外视野也开阔，一马平川，阡陌纵横；房主人杨氏一家的众多媳妇热情、贤淑，将潘兰珍视为同胞姐妹一样。但是，这儿毕竟太偏僻了，往返县城一趟至少6个小时。因此，很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访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只得望而却步。不仅当天的《江津日报》和头两天重庆方面的报纸不能及时读到，而且所有书信报刊，也是由邓仲纯三五日或一周送来一次……消息的闭塞，真使陈独秀有隔世之感。尽管房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腾出了两间偏房给陈独秀夫妇做卧室和书房，但此屋上无天花板，脚下泥土地的地面既潮湿又凹凸不平，室内用具不但少而且破，真是家徒四壁，室如悬磬。一种莫名的凄凉和孤独，如蛇一般噬咬着陈独秀的心。
然而，陈独秀的一手龙蛇飞动、鸾翔凤翥的好书法，即便是在这个偏乡僻壤，也常常引来好些请求题字的慕名者。
杨鲁承一个在成都就读中学的孙女，有一次回家请求题字留念，陈独秀欣然题诗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氏孙女是听说过眼前这位先生的火暴脾气的，捧着题诗不禁脱口问道：“陈先生，你这‘性未移’是指脾气还没改吗？”陈独秀捋着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子笑了，说：“你说对了一半。这是我的近作，最近我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我俩须发都白了，但高兴的是，我俩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不变。”
陈独秀的此情此志，即使是在残酷、险恶的囚窗牢笼里，也未改变。1932年在上海被捕时，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慕陈独秀大名求请题字，陈独秀饱蘸酽墨，写下了“还我河山”、“先天下忧”两个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一片丹心的横幅。
陈独秀被押解南京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请求题字，陈独秀挥毫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遒劲大字，抒发了他自己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画家刘海粟来探监时，陈独秀书写了自己撰的一副对联相赠。其上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其下联是“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副对联真可谓字字见峭峻风骨，掷地作金石之声。
陈独秀在石墙院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着述了。
烈日盛夏，陈独秀身上只穿了短裤和背心，但浑身仍然如泉涌般淌汗，桌边用以揩汗的一条手巾总是湿漉漉的。入夜，嗡嗡的蚊子在耳旁乱舞，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面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烟雾缭绕中笔耕不辍。
隆冬之夜，书房里四面透风，砭人肌骨，陈独秀浑身僵冷，被冻得麻木的手指已提不稳笔。夜深了，潘兰珍也学着农家的样子，给陈独秀弄一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烘手烤脚。
丈夫为什么要这样无冬无夏地笔耕，莫非真如他自嘲的“着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做妻子的也知道，唯有着述，方是丈夫排解寂寞和孤独的好办法。
潦倒窘境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陈独秀在江津居然一晃呆到了第四个年头。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已经殃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时局维艰，陈独秀和潘兰珍也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这天早晨，“闻鸡伏案”的陈独秀下笔如有神，完成了《小学识字课本》“复体字”一章的大部分，他搁下笔，感觉肚里叽叽咕咕唱起“空城计”。走到厨房，他躬身揭开米坛盖，这才发现，空空如也的米坛里，只有一只舀米碗孤零零地躺在坛底。
潘兰珍坐在一边发怔，她已经去房主人家借过两次米了，旧账未清，怎好意思再添新债。巧妇难为无米炊啊！陈独秀这时叹了一口气，脸上挂起一丝苦笑，与妻子一时竟相对无语。
要不是有辱斯文、有伤大雅的话，陈独秀对眼前的一日三涨的物价，真要破口大骂了。此时，他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卖文为生是断乎不可能的了。好不容易才能登上一篇文章，也不过三四十元稿费。最令他暗暗叫苦的是，有好些报刊不愿或不敢为陈独秀的文章让出一席之地，尽管他的文章腾蛟起凤，文采斐然。比如陈独秀在江津写的谈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在重庆的《大公报》登了第一天后便登不下去了。显然，该报纸是收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而有意不让陈独秀发表言论的。
虽然当时有不少朋友在经济上设法接济陈独秀，但这种接济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开支，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油荤日益减少，偶尔能打一次牙祭也会叫夫妇俩高兴一番。有一次，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的陈独秀，想起五代时入蜀的画家贯休，流落异地后也身无长物，一时颇显潦倒，联想起自己今日的窘困，怎不感慨万千！他从床上硬撑着坐起身，将自己之前的诗稍作修改，随即用毛笔誊抄好转赠朱蕴山这位挚友。诗云：“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捧着陈独秀的赠诗，朱蕴山似触摸到老友穷且益坚的情怀。然而，此情此景又令朱蕴山黯然神伤，看到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他禁不住喃喃地自语：“可怜呵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
可是鹤山坪一带不知内情的盗贼暗想，做过共产党大官的陈独秀必定有不少油水可捞。1940年一个仲夏之夜，这伙人打洞进屋盗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因为失去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和手稿，陈独秀直气得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他对潘兰珍说：“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而此时，他真正尝到了“食不果腹”的滋味。一天，潘兰珍进屋，挨着丈夫坐了下来，怯怯地问道：“先生，你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一点款子，就算借，以后归还好吗？”听到妻子似有发颤的声音，想必她是费了好大一番踌躇之后，才鼓足勇气向丈夫启齿的。
“你说什么？动那2万元吗？”陈独秀用愠怒的目光瞪着妻子。
“不能！决不能！”他一下子站起身来，像一支点燃了导线的爆竹，厉声嚷道：“他陈立夫只要不收回成命，我陈独秀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那钱，我们不能动用分文，哪怕冻死饿死……”说完“咚”的一声坐到床上。
原来，为了陈独秀那本《小学识字课本》的书名，陈独秀跟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各持己见，僵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小学”二字不妥，硬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准予出版。陈独秀却不同意，声称一个字也不能改。他强调说：“自汉代始即称文字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之学，何其繁琐也！”
由于二陈意见相左，陈独秀便将国民政府教育部预支给他的两万元稿酬，全部束之高阁，存入一中介人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潘兰珍深知，丈夫为他研究的那些方块字发脾气，这可不是第一回了！早在南京探监时，她就听说丈夫曾经只为了争一个“父”字的输赢，与一位老先生像小孩子似的大大争吵了一通。这些在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丈夫尚且如此认真，对这样刻板而又固执的人，她又怎能指望他去做那些被认为更违心的事呢？
陈独秀见妻子苦着脸默不作声，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他心里明白，只要他稍作妥协，点一下他那“顽石”之头，开一下他那“顽石”之口，莫说结束这平日的清苦生活，就是养尊处优、安富尊荣乃至飞黄腾达，也是唾手可得的。可是，曾使用“顽石”两字做笔名而着文鼓吹革命、传播真理而闻名遐迩、饮誉中外的陈独秀，铮铮铁骨，一身正气，岂可不顾名节？
陈独秀想起三年前出南京监狱时，蒋介石就派亲信朱家骅来拉拢过他，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还给出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在陈独秀冷冷的笑声中，朱家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被弄得下不了台。
之后，蒋介石又托人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当即予以痛斥：“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但蒋介石仍然不死心，继续一厢情愿地施展其手段拉拢陈独秀。一年前，蒋派他的得意门生和心腹戴笠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带着水果、茅台等礼品，微服前来江津拜访陈独秀。当时，要不是同在江津的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高语罕看在学生面上，勉强引见，戴笠和胡宗南这两位国民党要人准吃闭门羹。在尴尬的会面中，陈独秀告说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闻政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使戴、胡二位大员此行一无所获，败兴而归。
陈独秀曾多次气愤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在江津期间，陈独秀既谢绝了胡适之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也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
如今，贫穷、艰难到饿肚子的地步，堂堂大丈夫居然不能养家糊口，这却是陈独秀料想不到的。过去说“长安居大不易”，怎会相信这荒村野舍也度日维艰呵！
惨然辞世
1942年5月中旬，备感寂寞和孤独、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终于卧病床褥。他是5月12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后半小时中毒的，再加上严重的高血压病，这次是数病并发。18日清晨，陈独秀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支，便把病情告诉儿子和与松年同在九中执教的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松年与之瑜于是马上请邓仲纯到石墙院诊治。自此一直到病逝的八九天内，曾有好几位医生先后为陈独秀诊治过，邓仲纯更是不离左右。然而，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陈独秀自知行将就木，他垂危的生命形同一道残阳，正急剧坠落。5月25日黄昏，他把潘兰珍、陈松年等亲人叫到了床前。
陈独秀那清癯的脸已瘦削不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长约寸许，双眼时闭时睁，嘴唇微微翕动，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微弱。忽然间，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伤感的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缓缓移过。
丈夫那忧郁的目光在妻子的圆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干枯的手，用力握住了兰珍柔软圆实的手。
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相知相爱，不失为一桩富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爱情童话。12年前，他们同在一座公寓“做客”。一两次偶然的谈话后，便有了少许的往来，以后，见面的次数日见频繁，感情的纽带也愈来愈紧了。
他喜爱她善良的心地、朴实的性格。而兰珍则敬佩独秀正直的品格、渊博的学识以及妙趣横生的诙谐谈吐。也许是陈独秀身上的某种气质太富有磁力的吸引吧，情窦初开的潘兰珍，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只是在当时，她不识他政治身份之“庐山真面目”。直到1932年陈独秀被捕，兰珍才从报上知道，与自己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先生丈夫”，竟是过去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总书记。
自从陈独秀入狱后，身为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一名工人的潘兰珍，出于对陈独秀的爱慕，曾只身前往南京，无论是夏迎灼灼骄阳，还是冬顶漫天风雪，三天两头一趟一趟地去老虎桥，为身陷囹圄的丈夫送牢饭。那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是否还有生还希望，尽管国民党当局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将陈独秀的徒刑由15年改判成了8年。
出狱后，夫妇俩一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但妻子毫无怨言，只顾悉心照料丈夫，真可谓体贴入微。尤其是在初到江津的日子里，与陈独秀的上下四代人同住一室之际，由于兰珍的孝顺、勤恳，赢得了陈独秀一家老小的尊重和喜爱。松年一辈尊之为母，松年下辈呼她为二奶奶，陈独秀的母亲谢氏则叫她为二娘子。
此时，陈独秀哽咽着道出了肺腑之言：“兰珍，……我死，死后，你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记住，自主，自立……”一阵激动噎住了他满腹的千言万语。
“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陈独秀喘息着，蓦地，他那双目直对着房顶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到‘抛’字呵，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慢慢滴下来。
从此以后，他便是不断的昏迷、呓语，呓语、昏迷……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创“科学与民主”，领导五四运动以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的“思想界明星”，就在那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注着、热爱着的人生，享年63岁。当时守在他病榻前的，只有妻子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玙，侄孙长文和北大学生会的何之瑜，以及前往探视的包惠僧等8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一代英豪，就在这凄风冷雨中走完了他颇具争议的一生。1947年，根据陈独秀的遗愿，陈松年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市郊十里乡的叶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