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故事一：“太太客厅”逸事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当时，一批文坛名流巨子，包括朱光潜、梁宗岱、金岳霖等，常聚集在这里，一杯清茶，些微点心，谈文学，说艺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在“太太客厅”里，林徽因一直是最活跃的人物，读诗，辩论，她的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朋友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优秀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欣赏和激励。
作家萧乾就是在“太太客厅”里认识林徽因的。那是在1930年，萧乾正与美国的安澜一同编辑期刊《中国简报》，经他的老师杨振声的介绍，萧乾访问了沈从文。在这次见面后，他即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写了一篇专访刊登在《中国简报》上。1933年秋天，萧乾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当时沈从文正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在萧乾的稿子上作一些修改后发表了，这使萧乾得益匪浅。萧乾的这篇手稿现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天，还是燕京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萧乾穿了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与沈从文一起来到“太太客厅”。萧乾早就听说林徽因的肺病很厉害，想象中她应是一脸病容；谁知当他看到林徽因时，不禁呆了。只见她穿了一套骑马装，显得美丽动人，像个运动员。原来她时常和朋友到外国人办的俱乐部去骑马。林徽因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话给了萧乾很大的鼓励。沈从文是常常到林徽因家去的，他从小在湘西长大，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底子。林徽因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因为那里有着很离奇的情节，很特别的人物，都是她闻所未闻的。沈从文碰到一些事，也会跑到林徽因家去寻求安慰。有一天，沈从文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林徽因家，说他的妻子张兆和到苏州娘家去了，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但得不到理解。林徽因觉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就应有喜怒哀乐。林徽因在她的客厅里认识了沈从文和萧乾，但这对师生在她去世后竟相互反目，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
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他们两家恰巧住在同一条胡同里，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太太客厅”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费正清曾和他们谈起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由于费慰梅有修复拓片的爱好，因此与林徽因夫妇更有共同的语言了。
林徽因的故事二：考察发现唐代建筑
梁思成撰写的《清式营造则例》于1932年3月脱稿后，直到1934年才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林徽因除为这本书写《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的数次增删修改，以及照片的摄制及选择等，都花去了她大量的精力。梁思成在序言里写道：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着者才对。林徽因是一位古建筑学家，但她将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在这门科学上造诣很深。那时梁思成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所以后来梁思成常常对人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林徽因“点”上去的。
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对山东曲阜的孔庙进行修缮和养护。梁思成到曲阜勘察孔庙，并作修葺计划。就在这时，林徽因的肺结核又复发了。医院的大夫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林徽因只答应休息六个月。每天，林徽因除了睡觉外，就进行写作。2月，她的诗《忆》被选入杨晋豪编的《中国文艺年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6月1日，她的诗《吊玮德》发表在《文艺月刊》第7卷第6期上。她的小说《钟绿》、《吉公》，诗《城楼上》，散文《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等，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另外她还写了诗《灵感》，生前没有发表，后收入1985年出版的《林徽因诗集》。1936年5月，林徽因觉得自己已经康复，便和梁思成到达洛阳，会同刘敦桢和陈明达等，一起考察龙门石窟。接着又去考察了位于洛南市南郊的关羽墓，并到开封考察了宋代的繁塔，去泰安考察了泰山脚下的岱庙——这是历代帝王祭祀的地方。
日本人曾经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肯定会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存在。他们到图书馆去翻阅了很多材料，结果有重大的发现。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图录》里，有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标明了每座寺的名字。梁思成又在北平图书馆见到一本《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志》，里面有佛光寺的记载。梁思成和林徽因估计这个地方由于交通不便，进香的人也不多，比较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他们决定去碰碰运气。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起乘火车到太原。之后坐汽车，到了半路改骑驮骡，往五台山进军。在险峻的山路上迂回前进，有时连牲口也不肯向前，他们只好拉着毛驴步行。这样走了两天，才到达位于五台县城东北60华里的佛光寺。只见那里的唐代木构、泥塑、石刻、壁画、墨迹，以及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荟萃一处，相互依衬。这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瑰宝。
梁思成在《寻找古建筑》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在佛光寺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们第二天就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无论是单个或总体，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他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其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这使他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他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
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大家的影响犹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当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一番努力，林徽因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而在外面台阶前的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他们回北平后，林徽因见到朱自清和萧乾，还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描述考察时的情景。林徽因和同伴们发现的佛光寺大殿，是当时国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
林徽因的故事三：林徽因与林洙
1948年秋天，林徽因家里来了一位叫林洙的姑娘。她身材不高，鹅蛋形的脸上，长着端正的五官。1955年林徽因去世，林洙于1962年嫁给了梁思成。
林洙1948年中学毕业后，随男友程应铨来到清华大学。程应铨在建筑系任教，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经程应铨介绍，林洙慕名去拜访林徽因。她一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声。林徽因问林洙考大学的事，林洙说自己没能考上，觉得数学、化学、语文还可以，最难的是英语。林徽因一听笑了，说：“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他们都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她告诉林洙，英语并不可怕，接着林徽因就谈起了北京的历史，并谈到了颐和园。她说：“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你可以去找他，请他做向导。”
由于清华大学不办先修班，林洙只得自己进行复习，有时还去听梁思成讲的西方建筑史和其他几个教授的课。林徽因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自己来教林洙的英语，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林徽因上课很严厉，这使林洙进步很快。林徽因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到了，房里得有暖气，因此梁思成每天给林徽因烧暖气。那是很累的活，要往大炉子里添煤，要倒炉渣，还要掌握好温度，梁思成不敢把这活交给别人去干。另外，他每天定时给林徽因打针，有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梁思成都会。为了让林徽因坐得舒服一些，梁思成给她放了各种各样的靠垫和垫圈。林洙看到这些，心想，他真是个好丈夫呵！
林洙的第一次婚姻是林徽因替她操办的。当时林洙收到父母从香港辗转寄来的信，让她和程应铨尽快完婚。为准备婚事，林洙准备卖掉自己的首饰。这事不知怎么让林徽因知道了，就对她说：“营造学社有一笔用来赞助青年学生的专款，你可以先用这笔钱，以后再还。”说着就把存折给了林洙。第二天，林洙到银行里去取钱时，发现上面写着梁思成的名字。以后林洙每次要还钱时，林徽因总是把话题岔开。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林洙才搞清楚，林徽因给她钱的时候，营造学社早就停办了，这其实就是林徽因自己的钱啊！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进入京郊清华园，进逼北平城。一天深夜，老朋友张奚若带着两位军人来到林徽因的家，原来他们是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负责人。来人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着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动万分。梁思成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解放军干部，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讲解。后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在了毛泽东指挥所的墙壁上。
解放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与梁思成等一起参加了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那时，文工团经常到大学里去演出。林洙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表现农民的秧歌剧，觉得很新鲜，就讲给林徽因听。林徽因很感兴趣，有一次清华大学里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林徽因得知后，执意要去。林洙只得为她留一个位子，但林徽因从家里出来只走了几步路，就咳嗽喘息不止，只好回家躺下。
50年代初，北京市委领导决定大批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人们都记得梁思成曾为此作了痛苦的抗争，其实林徽因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到1954年，林徽因已经病得很重，她仍然拖着颤巍巍的身子去找当时的市委领导辩论。她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历史证明，她说的都是对的。
林徽因是1955年4月1日病逝的，年仅51岁。（陈怡摘编自《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丁言昭着）
林徽因的故事四：林徽因与李健吾
1934年初林徽因读到《文学季刊》上李健吾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非常赏识，随即写了长信给李健吾，约李来她家里面晤。那时林徽因已经享誉文坛，她的“太太客厅”正闻名北京全城，许多人以一登“太太客厅”为幸事。林徽因的这种方式约见，多用于未相识的文学青年，如萧乾，故似有勉励、提携的意思。然而年龄上李健吾只比林徽因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相当活跃的了，文学上算得林徽因的前辈，不知他们见面时是如何一番情景。反正两人的订交起始于此，以后都在“京派”圈子里引为知己，尤其是李健吾，对林徽因推崇备至。林徽因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了小说《九十九度中》，有保守的大学教授竟然读不明白，为此李健吾写出了与小说同题的评论，热情称赞林徽因：“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并指出：“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李健吾关于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评论，成为李健吾式文学批评的一个代表文本，并选入多种有关林徽因的书籍。
抗战八年，林徽因避居西南后方，李健吾则蛰居沦陷的上海，虽音讯阻隔，但阻隔不了李健吾对女作家的惦念。当误传林徽因已经病故，李健吾在《咀华记余·无题》中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这种情感。他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她们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为侮辱她们，等于伤害我的敬意。好象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她们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传统不同，环境个别，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属于一致，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一位是从旧礼教冲中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象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但是，我前面举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都在最初就有一种力量从自我提出一种真挚的，然而广大的品德，在她们最早的作品就把特殊的新颖的喜悦带给我们。她们努力朝客观的道路走，她们把个别的希望摆在各自的方向。我不想在这里仔细分析她们四位，因为她们每位全值得我奉献一篇专论。最像一个典雅的中国人的是凌叔华，然而最伟大的却是丁玲，萧红的前途应当没有穷尽，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
大概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李健吾确切地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又专为林徽因写了一篇《林徽因》，收入多人合集《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的一种)。这篇文章几乎不为世人所知，连编集关于林徽因文字相当齐全的《窗子内外忆徽因》也未编录。好在《林徽因》一文不长，此予全文抄录(原书似有字、词脱漏，但不便臆测妄加)：
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为什么我这样关切，因为我敬重她的才华，希望天假以年，能够让她为中国文艺有所效力。在中国现存的知名女作家里面，丁玲以她的热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华的淡远的风格给我以平静，萧红的《生死场》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样鲜丽，直到最近，杨绛以她灵慧的文静的观察为我带来更高的希望。作品没有她们丰盈，才华的显示不是任何男女所可企及，然而命运似乎一直在和她的倔强的心性为难。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察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见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现在，到什么场合寻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抛弃闲适的客厅生活，最先去了昆明。这一对身体残弱的学者(中国唯一的古建筑学家，“金小玉”的范永立就借用他的职业。)艺人，有的是饱满的精神。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次苦。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林徽因在她大勇若愚的忧患中，贫病中，倔强中，没有写出类似下面的一美好的词句：
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
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
这是一篇十分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近年来记述、描写林徽因的作品很多，但或浮光掠影、有形无神，泛泛的才和貌而已；或无中生有、面目全非，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去历史人物之远尤给观众很大负面影响。唯林徽因生前挚友费慰梅(WilmaFaibank)所着《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呈现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不过它化了十几万言的篇幅，而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赤热、口快、性直、好强，这一组词不足十个字，却简炼、准确勾勒出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往往被许多文章忽略。李健吾说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实在属知己之言。“最先去了昆明”一句今天读来似乎寻常，但在文章发表的当时，抗战刚刚结束，读者不难掂出其斤两。“七七”事变之初，北平文化人，包括清华园的教授们，想留在沦陷区苟且者不乏其人(参见徐葆耕文《清华园沦陷前夕的教授们》)。最终大多数陆续奔向后方，却还是有一些人留了下来，且不论个别附逆当了汉奸。林徽因是最先一批走的，毫无犹豫，拖着重病之躯，扶老携幼上路，舍弃了舒适生活和贵重家产，以及她看得比家产更重的学术资料。为此李健吾非常敬重这位女作家，然而他并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把林徽因说成人人怜爱的大众宠儿。如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听吴荔明女士说过，确实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女士母亲梁思庄没有芥蒂。
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以林徽因“高傲”解释个中原因，怕未必契中症结，我看更可能由林徽因的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忿，可想而知的了。我们从这里窥见的，或许倒是林徽因脱俗的一面。脱俗在女性来说多么难得，可惜，连相知匪浅的李健吾都未能理解女作家这一点，无怪乎林徽因要感到孤独、寂寞、忧郁了。（陈学勇《中华读书报》）
林徽因的故事五：林徽因与徐志摩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林徽因”这三个字似乎因“徐志摩”这三个字而存在，而响亮。我是因为读徐志摩而认识林徽因，然后再因林徽因而认识梁思成的，相信很大部分读者也跟我一样。这样说来，梁思成的头上也就笼罩着某种悲剧色彩，让我产生些许同情。（事实上，作为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1949年后中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当代最着名的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就是由梁思成创办的。但因为他不搞文学，他的名字少为人知，这跟李四光不如钱锺书有名是一样的道理。）
徐志摩也出身望族，按现在的说法是资本家家庭。他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硖山镇巨富，经营银行，是有名的银行家。按照父亲的意愿，徐志摩应该子传父业，因此，到西方留学时，他读的是经济系。但不久他就觉得经济学与他无缘，他经常与文学家交往，渐渐荒疏了经济学，不久即辍学到欧美各国游历。在伦敦，听说着名的书法家兼诗人林长民来了，即上门求教，不意竟因此邂逅林徽因，当即坠入爱河，且为后世文学史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一个研究课题。
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二十四岁的他与林徽因相比大了八岁，是大哥哥辈的人物了。当时，他的妻子张幼仪与孩子都来了伦敦。在徐志摩发动多次猛烈攻势之后，林徽因看似牢固的防线最后决了堤，她是这样对他说的：我不是个感情随意的女子，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抉择。浪漫的徐志摩即回家告诉张幼仪，准备离婚。张幼仪虽然感到太突然，但仍理智地对待这件事，随即带着孩子往德国留学去了。（徐申如听说儿子如此对待妻子，气愤之下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并停止供粮，且将银行业务及财产交由张幼仪主管。此后这位徐家大公子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张幼仪的大哥叫张君劢，是民国初政坛风云人物，二哥张嘉敖则是当时政府中央银行总裁）林徽因就这样当了第三者，这一插足后果比较严重。事实上，徐志摩也做了第三者，因为林徽因当时也已经许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为父亲的林长民竟然也同意女儿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浑忘了自己已经把掌上明珠许配了梁家大公子。
然而，林、徐好景不长，因为不久后林长民游欧时间结束，她只得随父亲归国，等徐志摩赶回国时，林徽因已与梁思成订婚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在老师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还能做什么呢？但在遇到陆小曼之前徐一直怀念着林，且总是梁、林家里的常客。
梁、林到美国留学后经常有矛盾，激烈的时候，林就给国内的徐志摩写信，因为这样，徐志摩对林一直心存幻想。梁、林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东北大学，后因林身体欠佳，曾在北京西山养病一段时间，梁未在身边。这一时期，徐经常去西山看望林。因为这样一段经历，后世研究者总以为徐、林之间的关系已经越过雷池了，然而谁也拿不出证据来。因此，徐、林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一步，至今恐怕是个悬案。不久，徐在北京的舞会上认识了有夫之妇陆小曼，徐再次插足并与陆结婚。徐婚后并不幸福，甚至很不幸福，又常向朋友倾诉，对象主要是胡适、林徽因和凌叔华等，直到1931年遇难身忘。林在1931年和1934年分别写过两篇纪念徐的文章，真情流露。
应该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徐志摩，林徽因是不会搞文学的。还在伦敦刚相识之时，徐就经常写诗给林看，林的儿子梁从诫在《林徽因文集》中说到，林徽因曾对子女们亲口讲过，徐写过很多诗送给林，最有名的是《偶然》，但是，我们现在看《偶然》这首诗，怎么都不像是写给林的，因为徐对林的存在从来没有这么洒脱过。当然，如果没有徐的影响，林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也许要大得多，她兴趣大广，无论在哪方面都未能留下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