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普(公元922—992年)，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人。他是北宋开国元勋，宋太祖和宋太宗两朝的宰相。
赵普自幼性格深沉厚重，寡言少语，但工于心计。虽然读书不多，然而经意于吏事，有济世之才。他辅助君主在幕后出谋划策，参与制订的重要方针、政策一直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统治。
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去世，由少妇符皇后佐年仅7岁的幼主柴宗训即位，新主年幼，不谙人事，皇后新册，不习国政，又无家臣鼎力相助，朝廷军政大权，旁落外臣手中。
当时赵匡胤执掌护卫皇帝之禁军，担任殿前都检点要职。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春，传契丹与北汉合兵南下寇犯，军情紧急，宰相范质仓促之间难辨军情真伪，便诏命赵匡胤率军北上迎敌。当兵行开封东北四十里之要道陈桥驿时，将士托故不行，将赵匡胤灌醉，然后以杏黄龙袍加身。按当时的法律，披龙袍即谋叛，赵匡胤在所谓“为六军所迫”之下，俨然以为顺军心而从众命，假惺惺地从后周幼主恭帝手里接过“禅位书”(自愿让位的诏书)而正式当了皇帝，建立了宋朝。
纵观陈桥兵变的全过程，计划周密，行动迅速，两天之内，便灭周建宋，此举如无赵普谋划决断，是不可能如此顺利的。赵匡胤虽有窥周室之心，夺位改元之机，如无此知心者鼎力相助，他绝不可能下定陈桥举事之决心。赵匡胤部下诸将，虽然愿意拥赵匡胤为帝，但这些人武勇有余，政治谋略不足。唯有赵普，当时担任赵匡胤掌书记的重要参谋，虽官职不高，但明察善断，处事周密，他做了赵匡胤心中想做而又不便明言的事，他在陈桥兵变中起了智囊军师的特殊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以后面临的国内形势，依然是五代十国以来的武臣弄权局面。
后周时的各镇节度使并未甘心顺从北宋政权。原后周旧臣昭义军节度使节李筠，一向野心勃勃，早有谋反之心，他不甘拱手称臣，拒绝接受宋太祖加封的高官，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4月，勾结北汉刘钧起兵反宋。
赵普认为，新朝初立，便有叛将举兵，此次出兵平叛，乃开国后的首次重大军事行动，只有迅速取胜，才能稳定国内政局。于是，他建议宋太祖亲征，自己也随驾前往。宋军军心振奋，作战勇猛，不久便攻陷泽州。李筠自焚而死，宋军班师还朝。
当时原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有谋反之心。他想与李筠联合，南北夹击宋军。
宋太祖为防止二李合兵难以对付，便对李重进采取赐铁券(免死牌)以稳其心。李重进果然中计，宋太祖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了李筠。后来，李重进起兵反宋，宋太祖决定派石守信、王审琦等部，分兵征讨。
赵普认为，李筠才灭，李重进又起兵，足见原后周各镇节度使居心难测，现在又以后周故将攻后周之贵戚恐难速成，倘如四方效尤，联合起来进攻中原，其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赵普力谏宋太祖再次御驾亲征，并提了一建议：李重进凭借长江、淮河之险，缮修孤垒，但他外绝救援，内乏资源，应当尽快除之。宋太祖认为赵普说得有道理，于是亲征扬州，一举攻克，李重进兵败身亡。
赵普劝宋太祖亲征二李，扫除了内患，巩固了北宋政权。
赵匡胤当上了皇帝，但他对如何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忧心忡忡，特别是“二李”起兵谋反之后，唯恐再有如“二李”效法“陈桥兵变”之举，于是，便召赵普问道：“我想使国家长治久安，你有什么可行的妙策没有？”赵普当即提出了“削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对策。
赵匡胤认为赵普所言极是，不失为良策，遂于建隆二年(公元960年)三月，首先罢免了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调离京师，到外地任节度使。并且，从此以后，此职不再授人。
赵普认为，宋太祖此举固然必要，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虽是拥护太祖为帝的旧属，建宋有功的大臣，但他们身居要职，拥兵自重，久后难免不生反叛之心。所以，赵普又以历史上武臣谋反的教训提醒宋太祖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也不可不防，并建议应当尽快解决拥兵以自重的将领问题。
宋太祖认为赵普的建议不无道理，但苦于无故削夺功臣兵权，恐众将不服。于是，赵普又为太祖献策，提出了一个既能削夺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又便于启齿的借口。赵普说：“臣也不忧此辈叛乱，然而，细观数人，皆非统御之才，恐不能制服部属，万一军伍作孽，彼等亦不由自主。”
太祖赵匡胤认为，这倒是个令众人无可非议的理由。于是，一天晚朝之后，赵匡胤召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叙旧情，酒过三巡，略带醉意之后，太祖对众将领吐露做皇帝的苦处，夜不能安，防范变乱，不及做臣下的高枕无忧，当石守信等表示誓死效忠时，太祖说：“假如你们的部下为求富贵而起事怎么办呢？一旦强迫你黄袍加身，尽管你不愿意这样做，难道还能由你自己作主吗？”太祖又说：“人生在世所重者不过多积金钱，多置田宅，为子孙后代建立永久之基业，然后多置歌妓美女，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这个皇帝与你们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难道不是更好吗？”
众将听罢，方知太祖的用心。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上表请求辞职，交出兵权，到外地当节度使去了。
就这样，宋太祖赵匡胤根据赵普的计划，顺利地收回了兵权，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因赵普献策有功，晋赵普为枢密使、检校太保。
为了协助宋太祖彻底解决武臣专权弊端，改变从中央到地方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各自为政的局面，赵普又提出尚文黜武、分权互制的主张。
宋太祖在赵普的建议下，采取了以下措施：
(1)在中央最高权力机关设副相、枢密使和副使与三司计相，以分宰相之权。这样，就形成了三权分相、互相牵制、一切军政大事均在君权的控制下才能成命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体制的实质，是以文抑武，君权至上。
(2)为使上下体制一致，便于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州县，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罢免了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又渐次削去了数十个异姓王的权力。并从这一年开始，任文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知州、知县)，又设副职通判一或二人，通判是中央安插在地方政府的耳目，有监察御使之权，可直接问军政大事。州府有重要文书，必须会同签署方能生效。如有重要军情变故，可直接通报中央。
这样，地方政权和中央三权分相一样，分属各方，互相制约，个人难于专权，又以文臣取代武职，使武臣失去持兵谋反的基础和条件，避免了军阀割据现象的发生。
赵普这个崇文黜武，分权互制的政治方针，对北宋政权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便于赵宋王朝实行中央集权，提高君权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地防止了国内发生政治动乱，人民群众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便于发展生产，这对于巩固北宋政权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利的方面是：过分压制武臣，严重挫伤了军队将帅的积极性，分权互制，也不利于各部通力合作。
(3)宋太祖还根据赵普的建议，采取了“制其钱粮”的措施。“制其钱粮”是指限制节度使的财政粮饷权限的一种办法。规定地方钱粮大部输送中央，设转运使负责此事。
赵普提出的这套方针，在宋朝初年起到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制，及其军、政、财、文权力分立，防止方镇跋扈与地方各自为政的重要作用。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武臣专权，政变频繁的局面，使宋朝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但这套方针只是以防兵之变，防方镇之跋扈，防官员之损害君权为出发点，而主要不是去提高国力、军力，故使宋徒有军队一百二十万，官员二万余名，库存之钱财成堆，但一直对外屈服于辽、夏、金民族政权，对内不能消除官乱与民变，而处于深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宋太祖在赵普的协助下，基本完成政治体制之后，于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罢免了后周的一些旧臣。因赵普政治谋略超人，再加上献策有功，被迁升为门下侍郎、宰相、集贤殿大学士。从此，赵普独居相位，掌管北宋朝政。赵普居相位之后，更加尽心尽力。
宋太祖视之如左右手，事无大小，都要征求赵普的意见，然后再决断。有一天，太祖问赵普，用何计谋才能攻下太原，消灭北汉，赵普回答说：“太原抵挡着西、北两方面的敌人，如果先攻下太原，就得由我们独挡西、北二面之敌，不如暂且留下太原不打，等到消灭了其他各国以后再说，到那时，太原如同弹丸黑子之地，还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吗？”这就是赵普的“先南后北”的襄赞决策。宋太祖听后，笑着说：“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刚才不过是试你而已。”
赵普初登宰相之位后，虽为朝廷竭心尽力，深受太祖恩宠，但因有敛财受贿，私运木材扩展府第，又有官员冒充赵普名义经商等问题，赵普子承宗竟然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这有架空皇权的危险。太祖听说后，对赵普极为不满，其后，翰林院学士卢多逊又乘机揭发赵普的短处，太祖大怒，于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罢去赵普宰相之职，贬为河阳三城节度使。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太祖驾崩，其弟赵光(匡)义即位，即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任参加政事卢多逊为宰相。
公元976年，赵普自河阳调回京师，任太子太保，曾多次遭到宰相卢多逊的谗言诋毁，不被朝廷重用，然而赵普很会利用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来为自己进身创造有利条件，以求东山再起。
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的母亲昭宪杜太后临终前，召赵普入内承受遗命。太后对以后几代君主是这样安排的：太祖百年之后，当传位于弟光义，光义再传位于弟廷美，廷美传位于侄德昭(太祖子)。
赵普作为一个谙于政权变故的大政治家，深知杜太后关于以后几代君主的安排完全是从赵宋王朝的安危着想，防止后周幼主即位，异姓兴王那样的事件发生，认为太后的这个安排，很有道理。但是，杜太后的这个遗旨，直接关系到皇室诸人的权力和命运。
而自己又是太后遗命的唯一直接见证人，如果处理得好，会对自己有利；反之，轻则丢官，重则丧命，因此，他对太后的遗旨，采取根据形势、灵活处理的态度。
早在辅佐太祖时期，赵普见太祖赵匡胤忠孝，不能违背母训，将来赵光义即位确定无疑，于是便有意与光义交厚。
现在太宗赵光义有欲违母之意。打算自己百年之后，君位传子不传弟，但有母后遗旨成命在先，弟廷美对皇位也极为关注。所以，要实现皇位传子之目的，必须费一番周折，需要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鼎力相助。
赵普知道太宗此时心中所想，认为自己再度登上相位之机已到，便向太宗进言，说当年太后遗旨，为他亲手所写，并备述太后遗旨原文。当太宗问及廷美事时，赵普当即表示：“臣愿备位枢机，以察奸变。”又借机述说自己多年受宰相卢多逊压制之苦，太宗见赵普情词恳切，又系前朝老臣，与己交厚，可以协助自己皇位传子的政治目的，便于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复授赵普司徒兼侍中，封为梁国公，重登首辅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