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风气者，首度把《进化论》引入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前后，严复对于时局的判断总是异于同时代的人物。
1919年，严复咬牙切齿地说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又说，“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晚年严复，被鸦片折磨得苦不堪言。
那一年，65岁的严复健康已经严重恶化，每天进餐都面红气喘，如同干了很重的体力活，甚至连走几百步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病根是三十多年前落下的，那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时光。
黯淡时光
1880年，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进入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学堂执教，他用了九年，才当上了“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此时，与他一同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们，早就纷纷成为了北洋水师的舰长、分舰队司令员。
久了，严复摸到了一些门道。“当今做官，必须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难题。
还有一点，严复没有提：在当时的官场中，没有一个本土授予的功名，意味着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
为了前途着想，这位海归不得不回过头来，走一条为无数士子望而兴叹的“正途”——科举。
一连四次，严复名落孙山，连个举人也没当上。第一次落榜的那天晚上，郑孝胥前来拜会，发现严复喝得酩酊大醉，卧床不起。
仕途不顺，情绪消极，严复开始沉溺于鸦片。他托人从上海买来上好的土膏，一日三次，抽得十分讲究。后来，连李鸿章都知道了这事，劝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严复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1895年，他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可本人却始终不能克服烟瘾，留下了终生的笑柄。
路越走越黑，严复一度无奈地自嘲道，“当年误习旁行书(西文)，举世相视如髦蛮。”
字缝里，老大帝国与世界的距离，正越拉越远。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1895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众所周知，大清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弹丸小国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当时在大清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海军的问题看得透彻至极：“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
严复深以为然。
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中的腐败已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一些军船常年不做保养，“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官兵中寻花问柳者大有人在；训练时打靶，靶船不动，预先测量好距离，自然百发百中，一切不过应付上级检查而已；派系斗争亦渗透到每个角落，战事打响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洋务派潜心多年，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鲜花，在大清这棵腐烂的大树上，凋零、死亡。
1895年3月，就在李鸿章启程赴日议和之际，严复的《辟韩》一文已经将矛头犀利地对准了一切问题的终极。他说，“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如有战争，西方人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中国人只是为了主子而战，胜负不是明摆着的？
他还说，自秦以来，中国的君主，都是“最能欺夺者也”，唯有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
当年，谭嗣同看到这些言论，连声称赞：“好极！好极！”事实上，“民贵君轻”之类的思想，孟子也曾提出过，为什么在中国无法推行？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阐释道，那是因为人民没有自由，“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在这种环境中出产的，只有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顺民。
因此，所谓“中体西用”，明显就不符合时代的节拍了。严复打了一个比方：牛的身体是用来负重的，马的身体是用来奔跑的，“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将西方的技术，嫁接到一个专制愚民的体制上，结果只有腐烂失效而已。
既要学习西方，严复以为，必须“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才是西方富强的精髓。
将进化论引入中国
严复的西学之旅，始于一场意外。
1866年，福建侯官的严氏一家遭遇重大变故，家主严振先染上霍乱，不幸去世，其子严复的科举学业因此没了经济来源，被迫中断。
此时，恰逢洋务派在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招生，不需高额学费。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所学校。在这里，他全面地接触了英文、算术、几何、化学等西方新学问。十年后，他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
事实证明，自娃娃抓起，一以贯之的西学教育，为严复培养了迥异于当时国人的科学精神。
他对驻英公使郭嵩焘说，“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万物运转皆有规律，西方富强的大厦，皆发端于对万物精细的研究之上。只有抽丝剥茧，探索本源，才能打破自以为是的虚妄满足，和经验主义不求甚解的混沌懵懂，从而穷尽事理。
社会治乱，自然也有理可循。
在英国，严复的专业成绩并不突出，甚至没有上海军舰艇实习，却对西方社会背后的“通理公例”大感兴趣。他去法院旁听审判，归来后几天都怅然若失，觉得列强之所以富强，完备的司法体制就是原因之一；他陪郭嵩焘去巴黎等城市考察市政，觉得到处井井有条，这是因为西方“合亿兆之私以为公”，人民自然像爱家一样来爱城市。
反观中国，当时不少人还依然迷恋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虚妄教条。统治者对于“通理公例”依旧视而不见。
甲午年那场可怕的祸事后，严复得到了英国人赫胥黎的演讲《进化论与伦理学》全文，并着手翻译“进化论”的部分，定名为《天演论》。他在书中说“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畏难苟安，只能亡国灭种。
实际上，他只是在将“敬畏”之心，植入每个人的胸中。
1898年6月，《天演论》的出版引起全国轰动。康有为看过书稿之后，称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看过后，将得此书视为“刘备得荆州”。有小学教师直接以此书为课本。还有一个叫胡洪骍的孩子，取“适者生存”之意，为自己改了名，从此叫做胡适。
世纪末的动荡中国，严复用《天演论》告诉人们，唯一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这种变化绝非治乱之间的简单循环，而是一路前行，不可遏抑。
不求速成
1898年的9月，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秋风萧杀。
此前，当维新派们手执《天演论》高歌猛进时，严复本人却在这场运动中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姿态。
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发生在9月14日。严复被光绪皇帝诏令觐见。当时，年轻的皇帝迫不及待地问他，应该变什么法才好？严复回答，请皇帝去外国走一走，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以结百姓之心。两人并没有谈及实质性的内容。
非但如此，对于主张迅猛变革的维新派，严复后来更指责道“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
尽管身为进化论的盗火者，但在社会变革一念上，严复从来不是一个激进者。他常引用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的一个论断：“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以之骤。”以为进化过程和轨迹由客观环境决定。他反复强调，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将百姓从几千年的蒙昧渊蔽中拉出来。倘若在中国已成病夫的情况下，用药太猛，只能让情况更加恶化，导致速死。这个道理，在一个情绪渐趋激烈的社会里，不是每个人都会理解。
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英国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他对革命党领袖再次重申，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革命，“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孙中山不认同，说先生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
两人继续在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前行。孙中山在海外奔波为革命筹款，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严复则持重于启蒙的事业，此时的他是以西学东渐的摆渡者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戊戌维新之后，他陆续翻译了《原富》、《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法意》等着作，为改良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作为“教育救国”理念的践行，他于1905年受聘执教复旦公学，后来出任校长。期间，他每每亲自批阅学生的翻译作品，并聘请美国武官来学校教体操，一时传为佳话。1906年4月起，他受聘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一上任就大刀阔斧，一次考试就淘汰38人，弄得安庆士绅都说他手辣。碰到在作文中宣扬平等博爱思想的考生，严复又可以当场掏腰包给10块银元，事后还说，可惜女儿年纪小，不然真可以嫁给这个考生。
日拱一卒，不求速成，道路虽远，行则必至。严复相信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