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民党遗忘的张国焘辗转至香港
1948年底，蒋氏政权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乎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潦倒的张国焘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于迁移台湾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了。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49年冬，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
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经济与精神上的压力，令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香港，张国焘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专与中间派人士来往。张国焘与同在港的原国民党桂系要人程思远来往密切，似乎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省悟。
1951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不久，原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顾孟余邀张国焘出任新创办的反蒋刊物《中国之声》的社长，张国焘也发表过反蒋的文章。1952年10月10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眼看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很是焦虑。
张国焘流露出回大陆的意愿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念头。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也很振奋。他现在闲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穷困潦倒四处乞求救济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虽然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希望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着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取得该书的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远走加拿大 曾获蒋经国资助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加拿大，投奔大儿子海威。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国焘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达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到多伦多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加拿大法律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生活，有时还可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老人病院地处多伦多郊区，因为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所以条件很差。
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张国焘后来病重，便与杨子烈商量解决贫病交加的办法。杨子烈想起了一个人，便提醒说他当年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时，热情接待他的是萍乡同乡、时任武汉市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张国焘与蔡孟坚交往多年，颇为投缘。蔡孟坚现在就在美国，杨子烈认为可以请他帮忙。张国焘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就嘱咐她和蔡孟坚联系。
蔡孟坚见到杨子烈后，问张国焘认识当今哪位台湾政要。杨子烈说当年在香港时，台湾当局曾派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少谷赴港访问张国焘。蔡孟坚说：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曾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是张国焘向俄共极力交涉，才改为准许蒋经国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后又争取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免去了流放之苦。在重庆时，蒋经国曾与蔡孟坚一道探望过张国焘，二人无话不谈。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旧恩，此时应当求助于他。杨子烈表示同意。
蔡孟坚遂致电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的窘境，说张国焘若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国焘本人及台湾均为一大讽刺。蔡孟坚请黄少谷将此情转告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蒋经国闻讯后想起张国焘的旧恩，唏嘘不已，请蔡孟坚捎钱给张国焘。不久，黄少谷的女婿、台湾驻纽约“总领事”夏功权便告知蔡孟坚，请他把蒋经国的1万美金支票转交给张国焘作医药费。蔡孟坚立即飞赴加拿大，将支票交与杨子烈。
贫病交加冻死在异国他乡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三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转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里？三个儿子都是勉强度日，再养活张国焘就更拮据，张国焘只能再回到他不愿去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以抵挡严寒的侵袭。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