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下旬，湖北省博物馆驻江陵纪南城工作站，在江陵县九店乡雨台村境内，南距秦家嘴楚墓地1.5 公里，东北距九店砖瓦厂楚墓地一公里，西距纪南城东城垣700 米的蚂蟥山中部，配合荆州地区畜牧科学研究所附属砂场取土挖沙工程，清理了一座战国墓，出土了越式铜鼎等5 件文物。
但是，此墓是否越人之墓，却引起了一场争议，至今尚无定论。该墓为竖穴土坑小型墓，没有斜坡墓道，清理时，墓坑上部已被破坏，现存墓口呈长方形，残长3.06米、宽1.74米，深2 米。葬具为单椁单棺，均已腐朽，但其痕迹尚可见。随葬器物共5 件，其中铜器3 件，铁陶器各1 件（铜鼎、铜环、铜带勾及铁削刀、陶高领罐）。
有关此墓的年代，胡文春同志在《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 期上撰文认为是越人墓，因无纪年可考，主要从出土器物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入葬的大致年代。铜鼎的形制特点，与江西上高、湖南资兴旧市发现的铜鼎形制特点基本相同，这两地的铜鼎随葬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因而蚂蟥山此墓也相当于战国中期。在距这座墓不远的江陵雨台山，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铜鼎，但其形制有一定的差别，如口小底大，三扁平足外撇较甚，两附耳为方形等，为战国晚期墓葬。而蚂蟥山铜鼎则敛口，腹微鼓，平底，有棱的三扁足略向外撇。可见两墓年代不可能相同，故定为战国中期较为适宜。
这座墓随葬的铜鼎，与江陵地区楚墓发现的楚式铜鼎形制差异较大，而与湖南资兴旧市出土的越式铜鼎的特征相同，因此它应是越式铜鼎。春秋晚期至公元前278 年秦拔郢之前，纪南城是楚国的郢都，城内外住有巴、吴、越及中原地区等地方的人。这座墓在当时楚都纪南城的东西近郊，又随葬越式铜鼎，因而它应是座越人墓。
此文发表后，《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四期发表了王家德同志的《江陵蚂蟥山越人墓质疑》。认为此墓不是越人墓，而是一座战国初期的楚墓。1.从地望上看，江陵乃东周时楚之郢都故地。该墓邻近楚都纪南城东城垣仅700 米，且周围分布有密集的楚墓群，这表明这一带无疑是楚人墓地。2.从墓的形制、棺椁痕迹和随葬品的放置方向来看，与其周围楚墓无别。虽然越人也用棺椁埋葬死者，但结构不尽相同。史书记载越人，“断发文身”，与楚人的习俗有别。
3.从随葬品看，此墓出土的铜鼎、铜环、带钩和铁削刀等物，其中陶罐、铜带钩、铜环和铁削刀在楚墓中常见。绳纹高颈陶罐不仅在江陵发现，而且在距郢都不远的当阳赵家湖、宜都红花套和枝江等地的楚墓中所见的陶罐相似。因此，它们是楚器而非越器。
4.根据铜鼎的造型风格，原作者认为是一件“越式鼎”，此是该墓确定为越人墓的重要依据。诚然，该鼎与目前在郢都所见的楚式铜鼎有较大的差别。另外，在雨台山558 座楚墓中，仅出土一件与楚式鼎不同的所谓“越式（铜）鼎”。应视作这可能是楚民族吸收外民族（越民族）文化因素的结晶，刘彬徽先生在分析楚国青铜礼器时曾经说过如下一番话：“第四种（即该类型）可名之为非楚式，即楚人使用或仿制其他文化的器型。”（见《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从陶罐上也可以找到模仿的印记，即一种敛口、平底、三足瘦长外撇的陶鼎，在战国中期以后的楚墓中经常可以见到。因此，我们在研究器物型态学的时候，既要看到楚文化对外民族的影响，又不能忽视外民族（如越民族）的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总而言之，目前郢都所见的两件“越式鼎”皆属楚人所用的器皿。这两件铜鼎与湖南资兴旧市出土的越式铜鼎“相差较大”，（参见熊传新、吴铭生《湖南古越族青铜器概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相比之下，湖南资兴旧市越式鼎带有浓郁的越文化特征。
5.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以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为主的诸侯之间经常发生争霸战争。楚、越常发生战争。据《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郢。”又曰：“镇尔南方夷越，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最后一次战争，越国终被楚灭。秦汉时越族与汉人（楚）杂居。先奏时，古人在他乡死后，一般归葬故土。据目前郢都附近的江陵、当阳发掘的上千座楚墓来看，“仅见两件与越式鼎”。由此推测此墓是楚墓。
然而，在江陵地区楚墓中有随葬越人兵器的现象。如望山一号墓出土一把“越王勾践”铜剑，便是一例。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望山一号墓是楚墓。此墓虽无纪年，但经过上述分析，联想到江陵是楚郢都的腹地，所以判断蚂蟥山发掘的一座不是越人墓。
至今，江陵蚂蟥山战国墓中出土的“越式鼎”引起了如上的争议，究竟此墓是越人之墓，还是楚墓中随葬的越式文物，结论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