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善良，放弃富贵
父亲威廉和母亲芬妮，都有着贵族血统。在英国，他们拥有两处家园：茵幽别墅和恩珀蕾花园。每年夏天，烈日炎炎，他们全家像候鸟一样，马不停蹄地到“茵幽别墅”避暑；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他们住在恩珀蕾花园里。到了春秋季节，全家人就到附近的伦敦探亲访友，忙得不亦乐乎。小弗洛伦斯的童年，是在天堂般的环境中度过。
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她的兴奋点，却往往不在小伙伴们身上。她爱骑小马，爱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小鸟们聊天，玩耍。她乐于照看它们。有一次，一只小山雀死了，她用手帕把小鸟包起来，把它埋在花园内的松树下，还竖起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写了墓志铭——
可怜的小山雀/你为何死去/你头上的皇冠/是那样美丽//但是现在/你却躺在那里/对我不理不睬/不闻不问
从小时候起，她就独来独往，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顽皮。她倔强而执拗，多愁善感，似乎过于早熟。她在满目繁华中孤独地成长。
恩珀蕾花园一片繁荣，花园外面却是满目凋敝。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充斥了各个角落。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写道：不管什么时候，我的心中，总放不下那些苦难的人群……
1843年7月，正是炎热的季节，南丁格尔一家再度到茵幽别墅消夏避暑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帮助周围的穷人。她不怕肮脏和吃苦，把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因为不少病人缺衣少食，她常常硬要母亲给她一些药品、食物、床单、被褥、衣服等等。她把这些东西用于赈济穷人，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到了应当返回恩珀蕾花园时，弗洛伦斯不愿半途而废，她想留在当地。但是母亲认为，出身贵族的女儿理应在别的事情上有所作为，浪费时间护理那些穷人，简直荒唐无比。父亲和姐姐也都站在母亲一边，弗洛伦斯孤立无助。
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非常肮脏而危险的。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样的字眼一向避而不谈，因为都是一些很可怕、很丢脸的事情。由于医疗水平落后，加上国力衰微，战争频繁，在1844年以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由于缺少必要的管理，它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在弗洛伦斯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事，还不是上述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的不佳的名声，和她们那低下的素质。
1845年8月，弗洛伦斯同父亲一道，到曼彻斯特去探望生病的祖母。因为祖母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而且缺少照料，她便留在身边护理。很快，祖母的身体大有起色。接着老保姆盖尔太太又病倒了。弗洛伦斯又赶回家里，精心护理病入膏肓的盖尔太太。直到老人临终，弗洛伦斯一直守候床边，没有离开半步。
这年秋天，恩珀蕾花园附近农村中瘟疫流行，和当地的牧师一道，弗洛伦斯积极地投入了护理病人的工作。她在一次次地证明着自己，她的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了。在那时，人们都以为护理工作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培训。以前连弗洛伦斯自己也曾认为，只要富有耐心和同情心，就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护理工作的全部。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在她面前痛苦地死去——这位病人服错了药。“她必然是死不瞑目，是那些护理者‘毒死’了她！”这一想法让她大受刺激。她从此知道，护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别无选择，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离恩珀蕾花园几英里处，有一个诊疗所，主治医师富勒先生很有些名气，据说毕业于牛津大学，而且是南丁格尔家的老朋友。于是，弗洛伦斯打算说服父母，给她一段时间，准许她去这个诊疗所学习。恰逢富勒夫妇应约到恩珀蕾花园做客，她就当着父母的面提出拜富勒为师。
不料，一场风暴就此爆发了。父亲拂袖而去；母亲则气得发疯，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念头；连姐姐也歇斯底里大声嚷嚷，说妹妹一定是“中了邪”——这不单有失贵族身份，还会把病菌带入家门，害死全家。
富勒夫妇感到很难堪。为了安抚南丁格尔夫妇，他们也只好向弗洛伦斯“泼冷水”，劝她放弃自己的想法。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她咬紧牙关，没有屈服。她开始偷偷钻研起医院报告和政府编印的蓝皮书。她还私下给国外的专家（比如普鲁士大使本森夫妇）写信，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并且，还时不时地索求有关巴黎和柏林两市医院情况的调查报告。每天早晨，她至少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当早饭铃声响起，她会迅速收拾书本，若无其事地下楼用餐，看上去规规矩矩，也尽量不提及内心的想法。母亲要她负责储藏室、餐具室和藏衣室的整理工作，她丝毫不敢怠慢。她希望母亲回心转意。她给朋友克拉克小姐写信说：“我不得不做很多家务。那些衣被、玻璃杯、瓷器，已埋到我的下巴了。它们简直是乏味透顶。我也不禁要问自己：‘这就是生活吗？难道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愿意有所作为的人，每天想要做的，就是这些吗？’”
她也收到了爱情的橄榄枝。在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将少年犯与成年犯分离，以接受更合理更人性的管教，就是出自他的提议）。理查德对她一见钟情，两人一起谈诗作画，愉快交往。在弗洛伦斯寂寞无助的时候，理查德的数不清的信笺，给过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也曾把理查德称为“我所崇拜的人。”但是，在他求婚时，她考虑良久，却拒绝了他。她给理查德写信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
弗洛伦斯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此后，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不过南丁格尔在晚年公开迂曲的表白了自己的性取向，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与英国和普鲁士女性同床的兴奋之情，她还在不少私人书信中赞许自己与女性之间的爱情，欧美专家经过了多年的考究与核实确定了南丁格尔的确有同性恋的倾向，南丁格尔也展示出了自己冲破成规这勇敢的一面。
经弗洛伦斯的请求，本森爵士给她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书里介绍了凯撒沃兹在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有关情况。
她仔细阅读之后，不由得喜出望外。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里，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她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
但她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只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来到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也走在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她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两周以后，她离开时，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
当父母、姐姐知道她对护理“贼性不改”，还在私自学医时，个个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她，令她“闭门思过”，不许出家门一步。
她与家人冷战数年。时光如飞，在1851年6月8日这一天，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清楚，依靠一味的死守和等待，机会就会白白地从身边溜走。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冲突。我显然是不会获得同情和支持的。我应该就这样坐以待毙吗？绝对不可以！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真正的幸福，要依靠我的努力，他们是决不会恩赐与我的。”这次，她的确是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首先，她以出去散心为借口，去了凯撒沃兹；在那里学了两个星期之后，为了获得更为系统的学习，决定再次去法兰克福。她平静地向家人宣布了她的决定，父亲尚平静，但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这一次，弗洛伦斯丝毫没有退却。她们三人大吵了一通。父亲见劝阻无效，气愤之下，提着猎枪牵着爱犬走出家门。他走后，她们更吵得天昏地暗。母亲甚至想打她耳光，但被她灵巧地躲开了。
第二天，弗洛伦斯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利德纳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和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
弗洛伦斯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她都学着干，一点儿也不肯落下，甚至连手术护理她也参加。这对她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完全是“有失体统”的事。她明白这一点，但她不在乎。
在这段时间里，她往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渴望和家里人重归于好。在32岁生日时，她感谢家人的祝福，还特地给父亲维恩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尽管我的年龄的确不小了，不过我会更加坚持行使我的使命。事实上，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重获自由。我的不幸的青春期已经过去，我并不多么留恋。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为此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将获得新生命。”
庄重大方，志向成型
1837年的一天，南丁格尔觉得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要她完成一个使命。她从小便经常照看附近村庄的病人、残疾人，并护理她的亲属，以解除病者的痛苦。她的父母反对她做护士，认为有损家庭荣誉。但封建意识、社会影响从未使她失去做护理工作的信心。
年青时代的南丁格尔由于常协助父亲的老友(一位医生)精心护理病人，逐渐对护理工作发生了兴趣。她曾到德国、法国、希腊等地考察这些国家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充实阅历，坚定立志于护理事业的决心。她自学有关护理知识，积极参加讨论医学社团关于社会福利、儿童教育和医院设施的改善等问题。
由于家庭富有，南丁格尔的幼年生活极为优裕。与他们往来的人士也都是社会名流，包括当时的政界人士、文艺作家、艺术家、以及一些地方绅士。这使她充分享受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安逸生活。但在南丁格尔的小小心灵中，面对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并不觉得快乐，她腼腆害羞，不愿见到生人，常有一种莫名的寂莫感。到了十二岁，她跟父亲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语、历史、数学和哲学等。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南丁格尔的学业大有长进。她常常跟父亲一起朗读，高谈阔论，遇父亲出外远游时，便以书信交流感受。1837年，他们全家到欧洲大陆旅行，父母带着女儿们在欧洲各地增长见识。这时南丁格尔已经十七岁，已然成为一位美丽的大家闺秀。他们全家用一年半的时间，遍游法国、意大利、瑞士各地，沿途饱览湖光山色、艺术古迹，并到处考察社会人情。南丁格尔从小就养成记事与写日记的习惯，所见所闻，均—一记录下来，成为她日后办学治事的重要资料。她在法国结识了一些知名人士，并与从事社会活动的着名女性交往。她对政治与民众甚有兴趣，尤其对慈善机构更是特别留心。她从少年时期，就怀抱着这种服务人类的自我信念和坚定的济世行善的意志。
她在欧洲大陆旅行之后，发现医院里的护理情况极为恶劣，觉得英国也需要有如法国圣温森．载保罗慈济院那样的修女来照顾病人。护理工作开始在她心中萌芽，她要做一个护士！当时英国护士的形象是：粗陋老化的女人，既愚昧，又无知，更不能执行医疗任务。南丁格尔选择这个工作，在她母亲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1839年，全家返回英国，这时南丁格尔已出落得庄重大方，经常在家里会晤社会名流，很受世人的注意和赞赏。她尤其喜欢结交社会工作者与从事革新工作的各界人士，其中有一位知名的医师，在隆利斯伯里工作，因此启发她想去医院学习的念头。
当时医院里的病房多半都是一间大统房，病床紧密相连，十分拥挤，墙壁与地板上沾满了血迹和污渍，而且臭气难闻，令进来的人难以忍受。这种恶劣的状况在各地比比皆是，相差无几。一次一位美国医师赛穆尔·郝到她家作客，南丁格尔便向他咨询对做护士的看法，郝医师对她的想法大加称赞，并鼓励她坚持不懈地去努力，但终难获得父母的首肯。在这段时间，南丁格尔为迎合父母的心意，一面潜心研读，吸取有关卫生方面的新知识，一面在父母的安排下，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并结识了两位极为知心的男友。一位是她的表亲亨利·倪柯逊；另一位是查理·麦恩斯。但他们的求婚，都遭到南丁格尔的拒绝。她决定独身！这在当时，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决定，她决心以献身护理事业为己任！她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心情，一字一泪，感人至深。麦恩斯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终生支持南丁格尔的事业。一八四八年初她在罗马会晤了希德厄·海伯特，此君英俊潇洒，文质彬彬，一派英国绅士风度。海伯特与南丁格尔一见如故，终生保持高贵的友谊，后来他入选成为作战部长，对南丁格尔的事业给予了有力支持。
1849年10月，她再次跟友人远游埃及，渡海至希腊；次年四月，到达雅典。南丁格尔每到一地，必定参观慈善机构，例如养老院、孤儿院、以及有关的医疗救济机构等。1850年5月12日，正好是她三十岁生日，她在记事薄上写下了这样的生日感言：今天我三十岁了，正是耶稣基督开始献身布道的年龄。从此不应再有幼稚的举动。不应再有爱情与婚姻的念头。只有让我遵循上帝的旨意思索，依照他的安排去做。她感到，投身护理事业，正是上帝赋予自己的责任！
成立护所，志愿救人
在她的时代，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人做护士。做护士的，往往都是一些无知、粗鲁、酗酒、没有受过训练的女人。她利用到欧洲旅游的机会，了解各地护理工作。最后她选定了解过的凯瑟沃兹医院，并于1851年在该院参加了4个月的短期训练班，使她学护士的理想终于实现。在学习期间，她亲身体验到护理工作要为病人解除痛苦、给予精神安慰，必须付出多方面的辛勤劳动。1844年，她从英国出发开始了欧洲大陆的旅行，足迹遍及法、德、比、意等国，对各国的医院进行了考察。1850年不顾家人的反对，她毅然前往德国的凯撒斯畏斯接受护理训练。她的才智被发现了，1853年受聘担任伦敦患病妇女护理会的监督。
南丁格尔的雄心壮志，终于感动了她的父亲，答应每年资助她五百英镑。并于1853年8月12日，在慈善委员会的资助下，南丁格尔在伦敦哈雷街一号成立一看护所，开始施展她的抱负，她采取了许多措施，令当时的人叹为观止。如采用病人召唤拉铃，在厨房设置绞盘以运送膳食给病人，她强调“任何妇女，不分信仰、贫富，只要生病，就可收容……”她在工作中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大家对她都言听计从。
1854年8月，伦敦郊区贫民窟发生霍乱，南丁格尔不顾个人安危，志愿参加紧急救护工作。她在医院里照料垂死病人，终日奔忙，不少人在她怀抱中死去。卡斯凯尔夫人对南丁格尔的义行推崇备至，因为她亲自体会和感受到了南丁格尔的奉献精神，她这样描述：“她身材高挑，消瘦修长；一头棕色茂密的短发；肤色白皙；灰色的眼睛闪现着忧郁消沉的神色，但有时却流露出快乐的波光，真是令人难忘；她的牙齿美丽整齐，笑起来甜美无比。头上蒙着一条长的柔软发巾，沿着发角扎起来，使她白静的瓜子脸儿，衬托得更为美丽。她经常穿一件黑丝质料的长衫，外加一件黑色披肩，给人一种雍容高雅、落落大方的印象。”
提灯女神，义无反顾
1853年，土耳其英法等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3月，英法为援助土耳其，正式对俄国宣战。9月，英法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在前方发回的报道中，对伤兵没人照顾颇有意见。报道中说，法国伤兵有修女照顾，俄国伤兵有修女慈悲团照护，英国为何没有修女照顾伤兵！况且英军的医疗救护条件非常低劣。伤员死亡率高达42%。
当这些事实经报界披露后，国内哗然。南丁格尔闻知这一消息，立即给当时的作战部长海伯特的夫人写了一封信，表示愿自费率领四十名护士赴战地救伤。对于当时一位35岁的女性而言，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挑战。当时，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早有被称为“姊妹”(Sisters)的女护士出现，但英国由于受宗教和社会的成见，一直反对在医院特别是战地医院中有女护士出现。10月15日，海伯特部长同意了她的请求，并给南丁格尔回信，邀请她率领一批护士前往斯库塔里，由政府任命并给经费支援。南丁格尔欣然同意，五天后政府颁布她为驻土耳其英国总医院妇女护士团团长。护士团包括三十八名团员，其中十四位是由各医院选送的职业护士，另二十四位则是各宗教团体选派的。10月21日，她们即匆匆装束上路。在十一月四日到达斯库塔里，立即投入忙碌的工作。
最初，医师们基于传统认识及嫉妒心理，主张没有医师指示，不让她们涉足病房。一连四天被拒之门外。面对这种局面，南丁格尔首先着手进行改善伤兵的饮食，换洗肮脏的衣服，共同致力清理工作。她深深感到，一所完善的医院，必须有充分的供水与良好的排水系统。三个月下来，她清理好一万件衬衫。为了收容八百名新伤患，她自己出钱支付紧急修理病房费用。南丁格尔的积极服务精神，终于化解了军医们的敌视心理，更赢得了伤患的敬爱与信任。她夜以继日地将全部心力投入护理工作，使医院逐渐走上轨道，而她的办公室，也自然成为放射温暖与爱心光芒的中心。英军的医院院址，原是土耳其的驻军营房，建筑因陋就简，设备更是奇缺，整个医院肮脏破乱。因预定要收容二千五百位伤患，因此所有走廊里都开设成病房。这些走廊全长达四英里，病床拥挤不堪，卫生设备极差，通风尤其不良，臭气四溢，雨天满地污泥，晴天沙土侵袭，成群老鼠到处流蹿，环境极为恶劣。每个病人每天只能分配到500毫升水。由于床位不足，许多病人就睡在地板上，被子也不够用，有的竟以帆布代替，许多伤兵宁可不用。燃料一直缺乏，膳食供应更不理想。一般药品极为缺乏。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大批伤兵均感染了痢疾与霍乱。
南丁格尔拿出自己的3万英镑为医院添置药物和医疗设备并重新组织医院，改善伤员的生活环境和营养条件，整顿手术室、食堂和化验室，很快改变了战地医院的面貌，只能收容1700名伤员的战地医院经她安排竟收到3000～4000名伤员。在这里，她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6个月后，战地医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伤员死亡率从42%迅速下降至2%。这种奇迹般的有目共睹的护理效果震动了全国，同时改变了英国朝野对护士们的估价并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护理工作从此受到社会重视。护理工作的重要性亦为人们所承认。同时，为妇女开辟和创建了一个崇高的职业。南丁格尔为此付出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建立了护士巡视制度，每天夜晚她总是提着风灯巡视病房，每天往往工作20多个小时。夜幕降临时，她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在4英里之遥的营区里，逐床查看伤病员。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克里米亚的天使”。伤病员写道：“灯光摇曳着飘过来了，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我们几百个伤员躺在那，当她来临时，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浮动在墙壁上的修长身影，然后再满足地躺回枕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因此，“提灯护士”和“护士大学生燃烛戴帽仪式”，也成为南丁格尔纪念邮票和护士专题邮票的常用题材。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的巨大成功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博得各国公众的赞扬。护士工作的重要性为人们所承认，护理工作从此受到社会的重视。
过度的劳累使南丁格尔染上终生不愈的疾病。她在克里米亚患了克里米亚热，健康还未完全恢复，就又继续工作。1856年11月她作为最后的撤离人员，返回英国。战争结束，南丁格尔避开政府隆重的迎接仪式，化名“史密斯小姐”悄悄返回英国的家里。她说：“我不要奉承，只要人民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