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张謇的“实业救国”之道为什么半途而废？
张謇的好运，从他41岁中状元那年开始。
那一年，正值农历甲午(1894年)。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倒霉的年份，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开局，以中日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惨败收场。
折桂
新年刚过，朝廷特开恩科会试的消息传到南通。接信后，张謇根本没放在心上。但老父张彭年却雄心勃勃，比正当壮年的张謇还要激动，因为他很早就认准儿子可以大魁天下。
那还是张謇刚启蒙不久，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脱口而出：“人骑白马门前过。”但一时想不起下联，便让学生应对。三哥张詧抢着说：“儿牵青牛堤上行。”张謇沉吟道：“我踏金鳌海上来。”
老师一听大喜过望，逢人便夸张謇志向远大。从那时起，张謇就成为家族的希望之星。
但张謇考运不佳，中举后连续4次参加会试却次次落第，一气之下，他把应考用具通通砸碎，发誓再不进考场。
这一次，为动员儿子赶考，老张连哄带劝：“孩子啊，赶考固然很辛苦，可你毕竟还年轻；我今年76岁，不过刚步入老年，身体没问题，你就放心大胆去再试一把吧！”
父命难违，落榜专业户张謇只得收拾行李，打起精神上路。3月底，张謇才磨蹭到京。
这时候入场时间也到了，张謇借了朋友的考试用具，仓促入场。发榜之前，他不抱任何希望，连录取消息都懒得打听。可这一次他竟取中第60名贡生；4月，在礼部复试又被取中一等第10名，从而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
这样好的运气，大出张謇的意料。从16岁考中秀才以来，25年了，他还是第一次离状元桂冠这样近，这让那颗早已冰冷的心不由又活泛起来。
当然，对于张謇本人来说，蟾宫折桂完全是未定之数。但对于以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当今的副总理级)、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清流集团来说，却是志在必得。
这些年翁总理很郁闷，虽然贵为光绪帝的老师，眷倚隆重，领袖清流，但在与太后支持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团的争斗中却屡居下风。老战友李鸿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垮台后，清流派人才凋零，青黄不接，在日趋激烈的朝廷纷争中，急需培植人才。
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张謇就开始进入翁总理的视野。
那一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分别派兵入朝。入朝清军由吴长庆率领，张謇时任吴的首席幕僚。面对乱局，张謇为吴长庆起草了《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善后六策》等报告，旗帜鲜明地主张采取强硬的朝鲜政策，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初试啼声。
《善后六策》送到天津后，被北洋大臣李鸿章扔到废纸篓里，根本没有往朝廷报送。主战派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当时在天津休假，他在父亲的军营中看到了这篇文章，就把它抄录下来，带到了北京。这篇文章先是在小张的同僚间传阅，很快满京城都知道了，清议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立即表态支持文章观点。从此，在清流派大佬们眼中，张謇就成为本帮最重要的接班人选之一。
光绪十一年(1885)，退伍还乡的张謇，为避恩师孙云锦之嫌，专程从南通北上顺天参加乡试。在评卷中，张謇的考卷本定第六，但在主考官翁同龢、潘祖荫力荐下，最终被评为第二，从而夺得南元(因为是南人北考，所以被称作南元，有清以来，仅有三位)。
此后，张謇再接再厉，准备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在翁同龢的暗示下，清流党人开始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张謇的卷子，以便提拔。但让翁总理生气的是，手下们眼力太差，连着三次张冠李戴，将别人取中。主考潘祖荫曾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误中者的拜见。
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还把事情办砸到这个样子，也难怪翁老很生气！这一次恩科会试，得知张謇获得殿试资格后，他老人家迫不及待地亲自下场。
为防止再错认试卷，翁同龢让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的手中。他老人家伏案评阅，马上作出结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与七位阅卷大臣蹉商后，决定将张謇定为第一名。
二十四日清晨，张謇以一甲一名的身份被引至乾清宫西暖阁拜见光绪帝。当时，翁同龢特地介绍：“张謇，江南名士，大孝子呀！”求才若渴的光绪帝非常高兴，当庭钦点张謇状元，并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
金榜题名后，张謇成为国家公务员，同时也正式登上清流派的战车。
下海
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做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张謇弃官从商的决心在京城暴雨中萌生，在家丁忧时滋长，在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鼓动中下定。
1894年9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面对惨败，清流派“口水抗日”进入高潮。作为打李先锋，除了参与集体讨伐外，张謇还独自奏了李鸿章一本。奏疏中，新科状元慷慨激昂：
“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继而严厉痛斥：“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并强烈要求皇上削夺其北洋大臣的职务。
这篇讨李檄文一出，群情激奋，直接导致了李大学士的暂时下台。但不久后的一场暴雨，浇灭了张状元朝堂论战的激情，让他从书生意气的亢奋中彻底清醒。
那天，张謇随文武大臣去迎接从颐和园回宫的慈禧太后。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深，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臣。而慈禧乘轿子经过时，却视若无物，连轿帘也没掀一下。
这件事给张謇很大震撼，让他心寒：“这是当的哪门子官？状元又如何？一品大臣又怎样？堂堂七尺男儿，就这样做一辈子磕头虫吗？！”退隐之念由此而生。
正在这当口，张謇父亲病逝，他马上请假回家。丁忧在家的新科状元，心情很沮丧：“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不做官，又能做什么？在乡间小路上，面对朝日夕阳，张謇在苦苦思索着。
转眼间到了1895年夏天。一天，洋务派干将、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来信约张謇去江宁(南京)面谈洋务。此时，离甲午战败快一年了，《马关条约》也已签定。
《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这对洋务派是个很大的刺激。张之洞决定捷足先登，自己办厂，堵住日资的渗透。他开始加快在自己辖区的洋务运动，抓紧物色实业人才，而一向务实的新科状元张謇，自然是非常好的人选。
对于张大帅，张謇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张謇从朝鲜退伍还乡时，就曾先后接到张之洞、李鸿章的聘书，但被他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时传为美谈。张謇曾对友人说过：“我们好比大家闺秀，处子之身岂可不择媒约，草草嫁人！”
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回再次接到张大帅的邀请，作为新科状元，谈的又是洋务，张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动身上路了。早在1886年，张謇就在家乡提倡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与张之洞一样，他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
这年夏天，张謇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交换了许多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在日记中，张謇写道：“南皮(张之洞籍贯河北南皮，人称南皮)身上带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姬气。”
大帅虽然五气俱全，但和状元却谈得非常开心。张謇对张之洞的主张很赞同，二张一拍即合。畅谈之余，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意味着，张謇可以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这对正琢磨退出官场纷争的张謇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开始，张謇没敢答应，办厂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虽然状元及第，但终究只是一介寒士，既没有从商经验，囊中也颇为羞涩，一旦失败，自己承担不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謇最后还是决定冒一次险。
他对张之洞坦言：“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但要办实业，难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
1895年12月，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位南洋大臣终于把自家兄弟拉下了水。
因南通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棉纱销路旺，张謇下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在唐家闸选定厂址后，张謇为纱厂取名“大生”。“大生”二字源自《易经》。
开弓没有回头箭。张状元，好好干吧，读书人的名声可就看你的了！
招股
状元经商，就像秀才带兵，听着就不怎么靠谱。
除了状元这个无形资产外，张謇不仅身无分文，甚至还背着一屁股债，大生募资之旅近乎乞讨。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标。他们甚至连当地道观的有限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在招股过程中，张謇被各色人等涮过多回，最著名的就有四次。
第一次是“鹤芝变相”，指沪董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使筹股雪上加霜。
大生初创时，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只有6个布商和买办愿意和张謇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通董”比较实在，纱厂选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开始垫资建房。但“沪董”的资金却久久不能到位。没办法，张謇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上海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一人一半，作价25万两白银，作为官股投入。但沪董借口此事，集体打起退堂鼓。
第二次是“桂杏空心”，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
官股到位，25万两商股却迟迟没有募齐。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在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筹资，双方还订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开始支支吾吾。
特别可恨的是盛宣怀，张謇到沪催款，他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题词。张謇这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不辞劳苦，写字两月。状元书画还是挺畅销的，盛宣怀总计卖得两万多元。可到了最后，这家伙仍是一毛不拔，气得张謇恨不得当场跳楼。
第三次是“水草藏毒”，指的是南通知州汪树堂和幕僚黄介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
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情急之下，半个月内，他给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发5封信，乞求以少量地方公款以救燃眉之急。刘坤一指示汪树堂将存在典当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对于汪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可汪却故意刁难，甚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差点让纱厂被地方民众纵火烧掉。
第四次是“幼子垂涎”，指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低价盘下大生纱厂。
遭到汪树堂刁难后，张謇再次来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
彷徨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大马路电灯之下、黄浦江边，仰天俯地，一筹莫展。看他确实走投无路，一位上海朋友出主意，先把工厂租给别人，几年后再收回，这样工厂还是自己的，租金可以作为流动资金。
这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但张謇还是接受了。可是接连来了几个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压。特别是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公然表示，只要张謇答应，个人好处大大的有。张謇大怒：“你们把我张謇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也是货物，可以花钱收买的吗！哼，你们也太小看我了！”
在上海盘桓多日，连路费都用完了，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马路旁卖字三天。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让张謇备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为了筹资，那些市侩小人的冷嘲热讽、油滑官吏的阴阳怪调、无耻文人的侮辱诽谤，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辩驳，不敢作色。
每逢这个时候，张謇总是回想起当年冒籍报考秀才时遭受的磨难。冒籍考试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被揭发的后果同样很严重。那时不断地受辱，常使张謇怒火中烧，有几次他都想找一把利刃把仇人杀了，但是想到这样做会连累家庭，只好含恨隐忍。
张謇一生坚忍不拔，耐力超人，这些性格品质的底色都是从冒籍风波而来。正是人生的第一碗苦酒，让他在感觉斯文扫地的时候，依然能挺住！
他常常勉励自己：“进德之积兮，则不在与世界腐败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他生平最喜欢用“自强不息”四字做花押，喜欢教导下属：“一个人遇到危难，还是要打落牙齿和血吞！”
而直到正式开机，大生商股依然不足20万两，与既定目标还差5万。
看来，张謇在创业者中绝对算是个长跑选手，而大生也是IPO最艰难的上市公司之一。
兄弟
就在张謇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时，在家主持厂务的沈敬夫来信提议：
“用现有棉花纺纱，用卖纱收入再买棉花，循环运转，先干起来。真正维持不下去了，再关门不迟！”
有了老朋友的打气，张謇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是个死，索性死得壮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张。
不少人都在捂着嘴偷着乐，等着看张、沈二人的笑话。但人算不如天算，随后几个月，棉纱价格大涨，大生的资金流开始顺畅，不但生产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后，竟然还赢利7.8万两。
大生终于活了下来，张謇脸上的愁容也烟消云散。
大生纱厂的生意好起来了，创业团队的矛盾也随着业务增长。
开机两年后，1901年2月，张謇辞去文正书院的教职，回乡专心打理纱厂业务，正式进入企业家角色。回来不久，张謇就不得不面临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如何摆平创业团队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与沈敬夫间的微妙关系。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沈敬夫有特殊功勋。
由书生初入实业，一开始张謇不能得到社会信任，在筹款等多方面都须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大生开机之初，没有资金，全靠卖棉花和沈家花布支撑。沈敬夫四面腾挪应急，宁可自家布庄关门，也不让大生收花停秤。张謇不止一次说过，创业四年，与自己共忧患，多次濒临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谋不贰的，只有沈敬夫一人而已。
正式建厂后，沈、张二人在办厂方略上一直有一些分歧。开机前资金不足，张謇要造10间机工宿舍，沈觉得7间就够了。开工时，沈借来3万两买棉花，张謇要拿出一半造公事厅，他不同意。在用人上，他们也有分歧，沈觉得外地人不如本地人朴实。
大生初创时，沈敬夫担任大生最重要的进出货董。1901年前，张主外，沈主内，在第一线直接做事的一直是沈敬夫，二人之间主要通过书信沟通，矛盾多是策略上的，还不是那么尖锐。张謇直接回厂主事后，相互间的摩擦随之增多，误会也随之积累。
沈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间也有一些矛盾，一次，他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他借口足疾提出辞职。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只是度量不够。此时，他正想叫三哥张詧回来主持厂务，马上就批准了。
辛苦多年，就这样轻易地出局了，这大大出乎老沈本人的意料，他没料到张謇做事这么绝。沈敬夫辞职之后，贱卖了全部大生股票，还写信给张謇与之绝交。
大生账上有一笔“退隐费”2000两就是给沈的酬劳。厂里送了三次他都不接受，最后张謇亲自登门，他才勉强收下。但张謇一走，他就转送给了次女茂筠(沈茂筠是张詧的儿媳妇)，说：“这种钱我不稀罕，还给他们！”
大生创业班子与经营班子的交替，不能说张謇没有一点私心。创业元老特别是沈敬夫的离开，难免有些过河拆桥的嫌疑，也再次印证了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创业定律。
大生纱厂中张謇个人的股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区区2000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其中700两还是沈敬夫帮他垫的。但从一开始，张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话语权。
这种权威不是来自资本，而是靠他的名望与人脉，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官替代不了，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他独特的优势。
但张謇毕竟只是一个经理人，要长期拥有企业绝对管理权，必须获得大股东的背书。建厂之初，张謇就与大股东讨价还价，二者达成一种危险平衡：高息换治权。
从1899年正式开机起，大生就很少提取积累，利润几乎全部分红，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发息。有了丰厚稳定的红利，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方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也得到了保障。
沈敬夫离开不久，张詧进入大生，此后日常事务就由他掌管。他是花布商出身，精于盘算，又做过官，执行力相当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人称“三先生”，干练但不免有些专断。大生从此形成张老三主内、张老四主外的格局，二十几年没有变动。
现在好了，“政治家”张謇终于在大生集团内部彻底实行了“一元化”领导，没有人在耳边唧唧歪歪了，以后厂里大事几乎都是三爷一人拍脑门说了算。
村落
与一般商人不同，张謇下海的初衷是实业救国。
“营志重于营利”。建厂之初，他就这样向各大股东表白过。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这是儒者应尽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个偏僻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但张謇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一切。
1899年，大生开机，当地许多男女洗脚上岸，走进工厂。1901年，为了解决大生原料问题，张謇联合当地士绅创办通海垦牧股份公司，许多流民走进海滩，垦牧定居。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三年，他就与沈敬夫等捐资兴建通州师范，许多娃娃从此得以走进课堂。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是张謇的口头禅，也是他实践村落主义，建设新南通的原则。
10年过去，南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9年，刘厚生应张謇之约出任大生二厂经理。当年秋天，他随张謇来到垦区。以往弥望皆水、浪花飞洒、凫雁成群、獐兔纵横的黄海之滨，已然变成一个阔大无比的棋盘。走近看，每个长方形棋格四面都环绕着小沟渠，沟渠外是纵横交织的道路。
垦牧区不仅人畜两旺，粮棉丰收，还建了多所小学。沿途不断听到童声合唱：“新世界[12.600.24%]，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这首张謇创作的《垦牧乡小学校歌》，透着理想和朝气。
一路上，张謇与江导岷围绕垦区未来计划热烈讨论。他设想在沿海五县开垦棉田100万-200万亩，可供50万-100万人生活。途中，刘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为真正的书呆子，你竟把古时候井田制那套陈词滥调，一件一件地实行起来了。”
这句话让张謇兴奋不已，他边击掌边说：“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别人都不了解我呀！这种事，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来做啦！”
第二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张謇带着刘厚生走进通州师范校园。荒废多年的千佛寺，书声琅琅，成为江淮之间最大的学堂。民间传唱：“淮南只有狼山高，兴学只有狼山早。”
大礼堂正中，悬挂着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告诉刘厚生，这些条幅，都是通师开学时他亲手书写的。在校园，张謇特意领着小刘看了厕所、食堂。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地方的清洁。看学堂，也要看这两处是不是清洁。”
张謇在校园各处视察，直到积翠滴露，更深许久，才缓缓离去。
父教育，母实业。这是张謇村落主义的核心。通师是张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家可毁，师范不可毁。”为培养多方面人才以振兴实业达救国之目的，张謇还创办了女红传习所、怜工学社等多种教育机构，以适应社会对特殊技艺的需要。
辛苦奔忙中，张謇一不小心被温柔撞了一下腰，轻轻地浪漫了一把，传出一段佳话。
这段故事的女主角是苏绣艺术大师沈寿。两人相识于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南洋劝业会，当时沈寿36岁。会上，张謇对沈的作品及鉴赏力大加赞赏。会后，张謇五次致信盛邀。1914年10月，沈寿来到南通就任女工传习所所长。
不久，在旧金山举办的第20届世博会上，沈寿绣制的《耶稣像》荣获金奖。在沈寿赴美期间，她的丈夫余觉居然娶了两房姨太太，两人婚姻名存实亡。忧郁成积，沈寿生病，张謇对她非常关心，他一面延医为之诊治，同时让她搬到环境清静的“谦亭”静养，并收她为学生，亲自教授诗词。
在一首诗中，张謇大胆而直露地写道：“杨枝丝短柳丝长，旋开旋合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护鸳鸯。”而沈寿毕竟只是一个弱女子，她惧怕流言，不敢把对张謇的爱情吐露出来，只敢自语：“本心自有主，不随风东西。”
朝夕相伴，沈寿对张謇的情怀岂能无动于衷。长期卧床养病，沈寿开始慢慢地掉头发，于是她就用自己细柔的长发绣出了张謇的手迹“谦亭”。落发不够用，她就用剪刀剪下自己的头发，以此绣品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情感。
二人神交的结晶就是《雪宦绣谱》，由沈寿口述，张謇笔录，留下苏绣艺术的绝唱。
洹上
1912年，民国初立。在南北对峙的大格局中，各种政治势力开始重新站队。
在这场政治拔河中，张謇选择了枭雄袁世凯的北方队，而不是海归总统孙中山的南派。这样的选择，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辛亥前后的张謇，事业局面已经打开，正迎来一战期间的事业高峰。从1901年至1907年，围绕大生纱厂，他先后创办了19家企业，初步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这样一个教父级的实业家，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在1900年以来的立宪运动中，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在此期间，张謇就瞩目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而二人的结识，那就更早，30年前他们就一起扛过枪，跨过江。
壬午事变时，当年陪同吴长庆入朝的，除了张謇，还有比张謇小6岁的袁世凯。张、袁二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后，一文一武，在朝鲜乱局中，开始崭露头角。
吴长庆回天津述职时，张謇也一道回国。吴就把庆军在朝鲜的日常事务，全都托给了袁世凯办理。两月后，袁公开投靠李鸿章，很令吴长庆难堪，吴不久郁郁而终。
老板是用来出卖的，哥们是用来陷害的。小袁出色地实践了这条人际关系定律，而在后来的岁月中，他还很成功地干过多次。
张謇、朱铭盘等气愤不平，写信责问袁世凯，并与之绝交。
他们嘲笑袁世凯：随着地位上升，连对人的称谓也变得离奇。“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并指出袁有野心：“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
命运无常，无人能测。
30年后，张謇既非当日的幕僚书生，袁世凯亦非当日的武夫。因为立宪、共和，曾经割袍绝义的二人，在现实政治面前，开始第二次握手。由此形成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南北互动、呼吁立宪的格局。
1911年(农历辛亥年)5月11日，张謇进京途中路过彰德(安阳)。此时，慈禧已死，袁世凯被迫下野，正蛰居彰德附近的洹水河畔。对这样一只政治潜力股，张謇当然明白其投资价值，但对是否亲自拜访仍有顾虑。大家现在都是有身份的人，毕竟绝交多年，陡然见面，如果冷场，恐怕颜面很难看。在同行人员劝说下，张謇终下访袁决心，并仔细商讨会晤细节。
这次会面从下午五时一直进行到深夜十二点，随行者刘厚生回忆说：“我们同车的人一觉醒来，见张謇登车含笑对我们说：‘慰亭(袁世凯字)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数小时的“道故论时”，内容应当极为广泛，交换时局的看法想必是最重要的内容。这次见面，张感觉袁的见识非同一般，远在碌碌诸公之上；袁对张关注的导淮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并以人民利益相标榜，获得张謇极大好感。临别时，袁表示，如有出山之日，当一定遵从民意，希望张謇给予多方合作。
对这次会晤，张謇抵京后意犹未尽，致函袁世凯称：“30年别离，世事沧桑，一夜畅谈，慨系横生。”洹上会谈，使袁张多年的芥蒂进一步消弭，为日后张謇拥袁作了极重要的铺垫。
当年10月，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赶到武昌。10月10日上午，张謇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他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没有想到，他居然亲眼目睹了武昌首义的烽火。
武昌起义，举国震动。作为立宪运动领袖，新兴实业家代表，张謇的心中对革命及其可能带来的动乱充满了担心。但眼看星火燎原，江山变色，一向务实的他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迅速转向共和，辫子剪了，日记也换成阳历。通州很快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詧出任地方总司令。
不久，孙中山来信邀请张謇到南京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然而，去了一趟南京，张謇反而更加坚定了弃孙投袁的决心。很多年以后，后人在张謇的日记中发现，南京会面后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仅仅四个字：“不知崖畔。”说白点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没谱。
实际上当时民国政府政令不能出南京城，军饷都发不出来。这样的政权能有什么前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政治经济学原理，张老板比革命党领袖们更清楚。
伤逝
1915年2月，张謇辞去袁记政府农商总长，标志着他一生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结束。1915年后，他把更多精力放到南通自治上来。
从此，大生集团被张謇当做一台现金提款机，资本的运用经常服从于张謇个人的热情和理想，大量资金被抽调到那些公益事业中。在南通，大生集团俨然取代了政府的角色，而张謇则成了实际上的南通市长，他的目标是将南通建成“新新世界[12.600.24%]”。
南通建设是全方位的。根据张謇自己的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大量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团体等。南通自治耗尽了张謇后半生的心血，也让他很有成就感。
政治家张謇被鲜花与掌声包围，企业家张謇的危机却在悄悄逼近。
1920年至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非常抢手。此时，大生集团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银行、钱庄争相贷款，大生进入黄金时代。
1922年，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
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此来临！
这些年，大生投资扩张过快，以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企事业，实际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投资总额达到3300万两，大生的基础已不足以支撑。小马拉大车，肩头使命过多，大生纱厂终于累趴下了。
人才少，管理乱，跑冒滴漏严重。
离开大生后，刘厚生曾感慨万千：“大生各实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张家兄弟请示，但他们对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让人钻了不少空子。集团内人才匮乏，特别是各盐垦公司，除了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不过，过度分红、杀鸡取卵才是让大生走向衰败的致命毒药。
一战期间，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刘厚生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股息最多不过3%，上海、无锡各纱厂股息也没有超过10%的。通州人总以多付股息为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原理，风险非常大。”但这些忠告并未引起张謇注意。
另外，汇率问题也让大生雪上加霜。此时，一战已经结束，欧美经济开始恢复，外币大幅升值，战前订购的生产设备实际售价大涨，困境中的大生已没有能力提货。
1923年，大生许多股东对公司情况很不满，在股东意见书中，没有点名地指责张謇兄弟。而关于沈寿绣品的责怪，矛头已直指张謇：
“如果说种棉花还可以说与纱厂有关系，那么绣织公司与纱厂有何相干？挪用的20万两巨款，至今存货纽约，封存未售，使我股东受到重大负累。”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他说：
“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办这个纱厂，其志不仅在纱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那时人人说好。等到这两年不发利息，则谣言纷起，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敢说南通没有坏人，但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啧啧，只知人利而不顾时势如何，轻下判断，这不是典型的众口铄金吗？！”
大生集团问题的核心，就是现金流枯竭；拯救之道莫过于及时注资，然后资产重组。据当时日资机构调查，只需注入400万两流动资金，大生集团资产即可全面盘活。
张謇曾向国内银行求助，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主儿，只会锦上添花，哪会这时候雪中送炭？向日、美财团求助，最终也没有结果。1925年，大生一厂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
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业也半途而废。一世心血，付诸东流，张謇不由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1926年8月，张謇病逝。12月出殡，南通万人空巷，远近的民众都来送行。
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人肌骨。
上天好像有意给他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