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11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席位让给袁世凯，是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几年来，学术界有人曾就此问题撰文进行讨论。讨论涉及孙中山“让位”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让位”?孙中山的“让位”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与影响等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甚至截然相反。这种分歧，表示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可是，也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未免较多地注意孙中山在“让位”问题上的正确与错误，功过与得失上面。而对于孙中山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让位”的，这种历史环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历史环境对孙中山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斗争策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则不免缺乏具体的论述。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袁世凯之所以会被推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首先是因为武昌起义后，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较普遍地形成一种如袁世凯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现了鼓励袁世凯反正，宣传袁如能反正“归顺”民国，就可举为大总统的舆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并很快地确立了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正是由于这种环境，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反革命野心才得以实现。描述这种历史环境的形成，剖析形成这种历史环境的诸因素，论述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并推行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袁世凯适于做大总统的舆论，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论着中，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现在看来，第一次公开提出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报纸。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报》第1页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说：“《每日镜》(DailyMirror)、《伦敦晚报》(LondonEvening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这是目前笔者所看到的公开提出让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最早的宣传。10月21日离武昌起义才刚满10天，当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纸竟如此公开宣传，这是它们心声的流露。
英国报纸之所以如此宣传，决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免遭革命损害的表现。
英国当时在中国是拥有最大侵略权益的国家。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六册)，第5页。而被革命席卷了的长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的在华投资3/4在这个地区。因此，英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急于希望局势能够尽快地恢复平静。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复呢?直接出兵干涉么?根据当时的形势，它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向中国人民宣战，会危害到它的臣民在华的生命和财产。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风险，又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复呢?这在英国政府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是因为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有能力维护旧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事实上，“庚子之役，袁在山东的措置，甚得西人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日隆。罢黜之后，清政府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再出秉政。”郭廷以着：《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早在1911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Grey)在与日本公使加藤讨论中国的局势时就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很可惜，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如唐绍仪等人，没有担任国家公职。”P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英国远东政策研究》，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91页。这说明：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八个月，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我们对于《每日镜》、《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在国内究竟是谁首先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以做大总统的?有一个湖北人，得知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消息后，用“鄂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写信说;“近闻海上各报，皆谓阁下已受满虏简为鄂督，偕厩昌前来，心窃怪之。嗟乎!阁下非汉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为阁下计，何不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业，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鄂人致袁世凯书》，见《满清外史》第8编。(按：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日期是10月14日，如果写这封信的“鄂人”是住在武汉的，根据当时沪汉二地通邮情况，一看到报上刊登袁任“鄂督”的消息就写这封信，则写信的日期当在10月20日左右，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最早表示袁如反正，就可以拥为总统的一封信了。很可惜，这位“鄂人”的信既未署名亦未注明写信的日期，所以尚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在革命党人方面，明确公开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举为总统有确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该报在这一天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
“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
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凯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钦差大臣，离开彰德南下视师的。10月28日《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了。在这篇“短评”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立宪派人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所以，尽管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就开始搞起所谓“惜阴堂策划”，力图使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但看来，首先公开鼓励袁世凯争取做大总统的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立宪派人。
继上述“短评”以后，公开出来鼓吹袁世凯可做大总统的是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神州日报》在1911年11月2日这天，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三封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这三封电报是：
伦敦华侨致全国同胞电
“全国同胞公鉴：救亡之策，惟泯汉满，和革党，调新旧，速建联邦共和大国，优养废帝后，不可迟疑失时。……务乞亿兆同胞，军民一心，速迎天机，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宪国。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外论亦协，方不可折入满洲，存帝自扰。即为满人计，亦宜如此。……华侨泣血布各报。”
留德学生电
“各报馆鉴：主张自开国民会议，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已电资政院。留德学生。”
旅美芝加哥华侨电
“各报馆鉴：项城宜于汉族总统，勿任满洲利用以延虏祚。如果甘为满奴，誓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汉奸，以谢同胞，旅美学商全体一致。旅美芝加哥华侨公电。”
《神州日报》在刊载了上述三封电报后，又分别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在《再告袁世凯》中说：
“满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师以往诸酋之故智，令公视师，欲公出为曾国藩第二，殊不知时事既移，曾氏已为天下所唾骂。今日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惟有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军，扫黄龙之残局，然后黄袍加身，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岂有到手之华盛顿弃而不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后，该报又于11月15日，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沈朵山、孙星如二人来稿——《新国家建设之谋划》(续)一文说：
“仆等之愚，以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足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联合已告独立各省，公举夙负名望之人为代表，造袁往请，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则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无论袁之人格与共和政府相容与否，顾彼为名誉计，一时必自感受。吾中华民国能纳袁氏则可杜外人干涉，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目前之至计最要法着也。”
这篇文章从其内容看，是写于袁世凯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写作的最晚日期当在10日左右。《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革命党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认为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黄兴在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也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
早在黄兴写这封信以前，湖北军政府和已独立的南方其他各省军政府，已经确立了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举袁做第一任大总统的方针。江海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11月9日致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的报告说：“黎元洪宣称，他已通电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页。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二十七报于9日上午的报告：“传说黎元洪曾对某外国人谈，现在中国各地革命军之五个司令官均已同意函请袁世凯担任中华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云。”《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一号，第563页。正是因为已确定了这个方针，所以，11月11日，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谈判时，黎对刘、蔡说：“予为项城计，即令返返旗北征，克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辛亥革命》(丛刊本)(八)，第66页。当时，《神州日报》也公开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现袁对此事之答复，犹豫未决。”《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2日，北京电。“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彼举为第一总统。”《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3日，汉口电芜湖转。过去，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论着，多把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的制定归之于当时像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挤进革命阵营所产生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渗入各个革命的军政府，他们对这种“举袁”方针的制定有影响是事实，但并不是主要的。11月初，南方各军政府确立这个“举袁”的方针时，离武昌起义尚不到一月，事实上，当时在各个军政府内部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的发言权并不大。上述《民立报》和《神州日报》所发表的言论，足以有力地说明：袁世凯如果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的确定，起主要作用的并非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人，而是当时在革命党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认为袁世凯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举袁”方针的确定，应该说，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集中反映。这种方针的确定，为各种支持袁世凯上台的社会势力(包括帝国主义的势力)的预谋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自从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军政府提出，经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时，得到正式以决议的形式通过后，一直为革命党人所奉行贯彻。南京光复后，黄兴于12月9日给汪精卫的复电说：“项城雄才大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南北议和开始的前二天，即12月16日，《民立报》在以《告唐绍仪》为题的社论中说：“吾深有待于唐绍仪之宛转陈述，俾袁氏迫令满虏以退让为能，则民国之建，无以为梗。吾族健儿必乐予满虏以特别之优待，而总统之席，袁世凯终有当选。千载以后，铜像巍峨，不啻唐绍仪贶之。袁氏之感谢，及于子孙。”《告唐绍仪》，《民立报》1911年12月16日。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开始，五天以后，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二人，又分别向《大陆报》公开声明，只要袁世凯“不再迟延承认共和政体，必可选为共和国总统。”《革命中之西报观察》，《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5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也分别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席，他只是“暂时承乏”，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一定“让位”。
由上可见，自从11月初，黎元洪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革命一方所发表的公开声明，从未改变。即使在南北议和期间，许多革命党人一再批评议和的错误，并揭露袁的反革命野心，但却很少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举他为大总统的这一方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革命党人产生拥袁以建共和最为有利的心理，制定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也不是。事实上，就在宣传袁最适于做总统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揭露他是“帝制自为”绝不可信赖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报纸上，短短的几天内，既登拥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报》在11月15日的社论中提出迎袁出来做大总统为当今最要之法着的次日，又发表题为《论过信袁世凯者之误》的“社论”，指出袁有“操莽之遗风”，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6日。其后，随着袁世凯并不是痛快地接受拥戴，而是在残酷镇压革命的同时，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别有用心地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反革命伎俩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如何解释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并非毫无认识，而又推行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这一问题，只要我们对他们当时所提出的“拥袁”理由作一番研究，即可以得出清楚的回答。
总括当时许多的“拥袁”言论，其所持理由约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袁为汉人，“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2外国舆论主张举袁为总统，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举袁可以“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当时革命党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根源;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力量对比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胡汉民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这里所说的“民众”，事实上应该把众多的革命党人都包括在内。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简单地宣传“排满”，这就使他们不仅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和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胞兄弟。所谓“论地位则为仇雠”，“论情谊则为兄弟”。只要他们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即可“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种长期而反复的宣传，在革命党人和一般的民众中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许多人继续强调满汉矛盾，接受甚至拥戴清朝的督抚宣布独立，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举袁”方针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既为汉人，只要他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他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从这一点来讲，当时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举为大总统，不仅不足为怪，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是袁世凯而不是其他的汉族大官僚为革命党人所拥戴，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袁为“中外所重”。黄兴在给袁世凯和汪精卫信中所说的“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黄兴集》，第82、94页。，并非全是客套话，而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袁世凯的形象，并非他后来成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而是一个在清廷中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这与袁世凯在清末积极推行“新政”，支持立宪，主张成立责任内阁，欺骗了不少人，在上层社会特别在立宪派人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说的“以明公个人言之，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当系指此而言。革命党之所以“举袁”，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武昌起义后，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只要他赞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所谓如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复汪精卫电》(1911年12月9日)，见《黄兴集》，第81、94页。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党人拥袁的用意所在。
至于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这是与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理想化有关。在他们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独裁。当时革命党人中激进的人物之一何海鸣的下面一段话，正反映了他们的这种错误认识。他说：
“记者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故对于选黎元洪为都督也，视黎元洪虽无用，然鄂军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国民所公有，监督之，扶持之，虽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镇，于是亦随众人附和而赞同之。及后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本报。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10日)
何海鸣的这一段话很生动地表现出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
促使革命党人形成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并确定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则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国。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又看不到能够抗拒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革命损害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早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严格执行了《对外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表面中立，视为莫大的荣幸。他们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即使是某一外人来电祝贺革命的成功，也被说成是“新共和国外交之成功”《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社论》。。庆幸帝国主义没有干涉、害怕干涉的心理，在当时的报纸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谈论中时有流露。如1911年10月28日《时报》上《望外人始终严守中立》的社论说：“今日吾国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占其多数，中心之惴惴莫释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虑。”《时报》1911年10月28日(一)，《社论》。他们害怕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这种害怕列强干涉的心理，不仅在一般的革命党人中存在着，即使革命的领袖也同样存在着。黄兴于1911年12月9日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说：“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又说：“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黄兴集》，第94页。孙中山在美国得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不是立即回国来领导这场革命战争，而是绕道欧洲进行外交活动。孙中山到达伦敦后的第三天，即11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要人转告孙，英国政府对袁世凯将给予尊敬，并说：“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职位——如果他能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远东图书公司印行，第984页。孙中山是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的，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自然使他不能不加以郑重考虑。所以，当孙中山接到上海已有议会的组织，将举黎元洪或袁世凯做大总统时，即于11月16日致电民国军政府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这封电报表明：孙中山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压力，早在他归国以前，他已接受了国内已经确定的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了。孙中山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方针?12月20日，他归国途中经香港与胡汉民谈话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他之所以接受这个方针的一个说明。他说：“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卒，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孙中山的这段话表明：他之所以采用“举袁”的方针，就是因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革命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
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是促使革命党人确定“举袁”方针的最重要的因素，还可从其他革命党领导人的言论中看得很清楚。在1911年12月26日至12月30日的《神州日报》上，陈其美、钮永建、马君武、胡瑛、汪兆铭、王宠惠、于右任等革命党领导人和立宪派人张謇、赵凤昌等人，曾以“共和统一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名曰《共和统一会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认为，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尚未进行干涉，一则是因为“战乱之为日浅也，久乱则干涉继之矣”;再则是“列强利害相权，尚在观望，步调未齐，计划未整，一旦权利均衡，终议判决，则棼然并起矣。”并说，“夫干涉事绝非可预为宣告克日而进者……一旦干涉提出而军国之步调乱矣。时假令为和平之干涉，提出尚有踌躇计划之余地，倘使若三国还辽之役，强制服从悬一标的，继以兵力出师与提案并进，当应以如何之方策斯则国人所当日夕思维不容漠置不容自讳者也。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于破旧政府之中央机关……”怎样才能使旧府的中央机关破坏，革命迅速成功，避免“久乱”而引起列强的干涉呢?这很自然地就会得出鼓励袁世凯反正，迫清帝退位，以建民国，实为最简便的途径的结论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之所以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是由于各种原因决定的。而其中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则为最重要的因素。
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举袁”方针提出后，袁世凯并不接受，而是在帝国主义和立宪派人的暗中支持下，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在南方实行停战，在北方残酷镇压各省的革命力量以巩固地盘。袁世凯的行径，使许多革命党人更加看清楚了他的反革命野心。许多革命军人和激进分子纷纷揭露袁的种种阴谋，反对议和，主张迅速出兵北伐。孙中山这时在反对妥协力量的影响和袁世凯阴险狡诈伎俩的反面教育下，也从赞成妥协，转变为“始终不愿妥协”《胡汉民自传》。。可是，在公开场合，孙中山又从没有表示反对议和。英国驻南京总领事伟晋颂在1912年1月24日给朱尔典的报告说：“革命派中的军界人士和极端分子(孙文博士确实应把他目前的地位归功于这些极端分子)，几乎一致赞成继续进行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可赢得一切，而毫无所失。”“这两种人始终反对同满族或袁世凯进行任何性质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对总统来说，在他们以及他那一派中较温和分子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他的影响几乎总是在赞成和平解决的那些人一边，这是值得称赞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6、457页。事实也确是如此。综观整个议和过程(从1911年12月18日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其斗争内容虽然是复杂曲折的，但从根本上来看，孙中山并没有抛弃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孙中山所始终坚持的只是清帝必须退位，民主共和制度一定要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袁世凯必须公开声明拥护共和才能被选为大总统。在袁世凯拒绝“拥戴”，坚持破坏革命，许多革命党人反对议和，主张迅速北伐，孙中山本人也有“不愿妥协”思想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仍不能放弃“举袁”的方针?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必须进一步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
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并一再声明只有让袁世凯做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承认，看来是迫使孙中山不能不继续推行“举袁”方针的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看到清廷已不可能恢复它的统治，于是一面协调其内部矛盾，增强其在华兵力，实行武装“中立”;一面制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并协同袁世凯策划议和阴谋，支持袁窃取革命果实，已为人们所周知。但却较少有人注意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利用孙中山急于要求列强承认的机会，对他继续施加压力。
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可是，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偏偏不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于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但却没得到任何答复。为什么得不到承认?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告诫上海的共和领袖们，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的信任，革命党的领导人向莫保证，他们一定推戴袁为首届总统。”CyrilPearl：《在北京的莫理循》(英文本)，第235页。
莫理循的这番话，是在什么时候向上海的那些共和领袖们讲的，一时难以确定。但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袁如赞成共和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显然与帝国主义表示只有袁世凯当大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承认有关。孙中山一再提出要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来作为他才能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条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正是由于孙中山受到帝国主义的这种压力，所以他后来说：“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到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503页。是符合实际的。
显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列强拒绝承认，声称只有袁世凯做大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信任，与孙中山不得不继续推行“举袁”方针，有着直接的联系。
南京临时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是孙中山不能改变“举袁”方针的又一重要因素。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新生的政权在财政问题上所碰到的困难像南京临时政府那样严重。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有这样的传闻：“可供行政管理费用的税收，甚至不够交付各部总长的薪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证之以临时政府成立时向上海的广东商人，广、湖两邦借开办费银40余万两(议订月息7厘);民国元年1月26日，临时政府又通过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朱葆三，要求吴兴人刘锦藻将其英租界中的二处房产向英商永年人寿公司抵押银15万两，然后凑足20万两，以8厘行息(限6个月内本利偿还)，借予临时政府使用的情况来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19、334、335页。，临时政府财政的紧迫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帝国主义在武昌起义后截夺中国海关全部税收则为重要原因。中国海关税收虽早为帝国主义指定为偿付外债和赔款，但税款的保管和支付，完全由清政府委任的海关道或海关监督全权负责。外籍税务司的权力，仅限于征收关税。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和完全控制中国的海关，立即开始攫取中国海关税款的活动。10月15日，总务税司安格联(FAAglen)叫喊：“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他下令给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将税款设法付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后来，经朱尔典提议，外国公使团竟决议“把全部海关岁入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下”，由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组织专门机构负责接受这些税款。《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59~168页。
对帝国主义这种掠夺中国各地海关税款的行为，各地的革命党人虽都先后进行了抗争，但由于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最后都终于妥协。这样，武昌起义后，凡爆发革命的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收，无一例外地都为帝国主义所攫取。12月27日，安格联在一份电报中声称：“各地革命政府都已确认自己的义务，把关税全部汇解总税务司账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69页。，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德华、道胜之行，为归还外债、赔款之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截夺了中国全部海关税款，革命党人失去了原可指望的海关税款这一项比较可观和稳定的财政补充渠道，遂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财政危机的困扰之中。
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临时政府决定发行1亿元的公债，利息8厘。“据宣布，这笔公债的收入除满足政策的需要外，将用来建立一种金本位的新货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但结果并不妙。虽多方劝求，临时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过五百万元”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版，第4页。。其中大部分是南洋华侨购买的。接着临时政府又发行100万元的军用钞票，但市场信用很低，遭到人们的冷遇，商店多不肯接受，出现“钱业、米店相率停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89页。的尴尬局面。这样，就迫使临时政府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外国的财政贷款上。
取得外国的贷款，一直是孙中山所希望的。武昌起义后，尚在美国的孙中山即把财政问题视为革命的成败关键。他从美国到伦敦和巴黎活动的目的之一，即为进行贷款。可是，均遭拒绝。但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从列强取得贷款的幻想，因为他相信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向他所说的“一旦民军建立起一个为全国所接受，为列强所承认之正规政府时，他们对于在财政上帮助革命党，将不表反对”《孙中山选集》第l卷，第563页。。为此，在筹组临时政府考虑财政总长人选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以陈锦涛“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胡汉民自传》。，决定选用陈锦涛。陈上任后，被授予募筹款项以应财政紧迫需要的重大任务，前去上海谋求外国的贷款。可是，迟迟没有进展。但孙中山从没放弃向外国贷款的幻想。据李书城回忆，当时，军需甚急，黄兴焦虑不安。“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还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天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现诺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而实际上，“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8页。
财政问题中，军饷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黄兴集》，第100页。黄兴为军饷问题，急得走投无路。各省军政府亦同样存在着军饷问题，有的军政府为此还向临时政府伸手。据胡汉民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按指孙中山)即拨给二十万，余奉命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胡汉民自传》。
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原拟采取的“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抵押，三利息轻”《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569页。的立场，考虑由私人企业出面，接受条件极为苛刻、有损民族利益的外国贷款。拟将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和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煤铁公司，换取日本垄断资本提供大笔贷款。结果遭到舆论的激烈反对，只好废除了原已达成的初步协议。临时政府的这种举动，虽出于万不得已，但其声名却不能不受到损害。孙中山在致章太炎的信中说：“此事(指汉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天寒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枵腹。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弟坐视克兄(按指黄兴)之困，而环视各省，又无一钱供给。”“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孙中山选集》，第2卷，第85、86页。孙中山的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当时在财政方面所处的困境。
由于财政危机始终无法解决，临时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最明显的是北伐的夭折。孙中山在领教了袁世凯的狡猾手段后，曾一度主战。他指示伍廷芳说：“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孙中山全集》，第43、41~42页。他一再强调财政问题是北伐成败的关键。黄兴谈到北伐由于财政困难受到阻碍的情形，更加具体。他说：“援滦兵即日出发，惟苦无饷无械不能多派”，“遣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刻惟苦无款耳。”《黄兴集》，第99页。伍廷芳曾向英国驻沪总领事透露临时政府由于无款支付军饷，极为希望议和早日取得“一项结果”《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383页。。
由上可见，财政困难的严重压力，显然是导致孙中山不能改变“举袁”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虽有不愿妥协的思想，但却不能改变“举袁”的方针，还由于他所领导的同盟会这时已经解体，内部矛盾尖锐，和它的上层领导人中“举袁”以实现共和已成为一种潮流。
中国同盟会在领导辛亥革命运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本身确也存在着政治上的软弱，组织上的松散，和认识上的分歧的弱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提出并确定了“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这本身就是它政治上软弱的集中表现。在组织上，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的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支部进行有计划的领导。武昌起义前，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另树光复会的旗帜，表明同盟会早已开始分裂。在思想上，同盟会刚成立时已有人对民生主义有所异议，其后则出现政见分歧、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一些党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内部矛盾日趋尖锐。1911年12月14日，《民立报》在一篇以《泣血之言》为题的社论中，已指出革命党人中“牟私利之人多”，“内部时有龃龉”，“各有意见”。再加立宪派人从中拉拢、分化，更加深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12月4日，章太炎公开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接着，12月8日，刘揆一又发表了《布告政党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主张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一律取消。《神州日报》1911年12月8日。这就更加速了同盟会的解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胡汉民说：“国内同志以先生(指孙中山)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先已在沪。章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江、浙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阴逢迎之。章喜，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自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接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事炳麟才之。”《胡汉民自传》。于右任说：“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按指宋教仁)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宋，废去国务总理。自宋内务总长未通过后，弟见中山，谓政府初成立，何苦先使同盟会分裂，中山谓，我当调和。及其后宋作法制局长，亦岌岌不能自存。复因宋系社中人，遂及于我。”《于右任与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至17日。
在武昌，起义后不久，文学社，共进会二团体的矛盾日趋尖锐。孙武、刘成禺等人因在临时政府中未得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纠合一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戴黎元洪为总理，专门与南京临时政府作对。“对南京的一切设施，监督极其严密”，“和议未成，政局未定，而南方阵营中，已造成了武昌与南京的矛盾。”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74页。
湖北军政府是武昌起义后成立的第一个军政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湖北军政府就处处与它作对，这在客观上，就增加了袁世凯反革命的力量，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力不利。所谓“就客观环境而言，则鄂省实已与袁讲解，北方得集中力量向南京”《胡汉民自传》。。就是指这方面讲的。
革命党人内部虽矛盾甚多，但他们在举袁以实现共和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如果说，在武昌起义后的最初阶段，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还是人们的一种潜在心理，那么，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酝酿与宣传，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上层领导人物的心目中已成为无可怀疑的定论了。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后办过《民国报》(旬刊)的李剑农描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内部情况时说：“总结一句，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和议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的手里，已准备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为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做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政治。所以，南京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的手里去了。”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第124页。
一般的所谓心理，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认识，以及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客观要求。一种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并包含着各种因素。但它一经形成，要改变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一般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既已形成了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心理，要去改变它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举袁”以实现共和的这个方针，虽然不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也认为不失为达到实现共和目的的策略。由于孙中山在思想上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举袁”的方针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也就没有自觉地去努力改变这个方针。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所以产生“不愿妥协”的思想，并不是来源于认识“举袁”方针的错误，而是由于袁拖延承认共和，大肆玩弄反革命伎俩，力图破坏革命，和革命党内部反对妥协力量的影响。这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孙中山终于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括上述，可以看出：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鼓励袁世凯反正，到确立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的“让位”，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这个历史环境，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革命党人极为害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顺利地建成民主共和国，并尽快取得列强的承认。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形成孙中山终于“让位”给袁世凯的这一历史环境中，其中许多不利于革命的条件，是由于革命党人主观认识上的错误，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造成的。因此，其中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武昌起义到孙中山“让位”这段历史为时不到半年，但它的内容却极为丰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将在中国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基本上已显示出来了，只不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限于主观条件不能认识罢了。事后，孙中山对这段历史也十分重视，曾不断地试图总结，想从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但是，事实上，却长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表明了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及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认识符合或接近客观实际。(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