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雍正全名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第四子，是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共在位13年，庙号世宗。
登基迷雾
康熙号称“千古一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噶尔丹，可以说功成名就，不可一世，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事面前却一筹莫展。临终之时，连定谁为太子，都悬而未决。康熙生有36个儿子，除了夭折及过继出去的，还有26个。皇子们都为争夺太子之位，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私结朋党。1722年10月康熙到南苑狩猎十几天后，觉得身体不适。13日病情恶化，当天夜里69岁的康熙皇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驾崩。随即銮舆载着康熙遗体，像日常皇帝出巡一样，连夜送回北京城中大内乾清宫。
次日，由康熙帝临终前的惟一“顾命大臣”、担任卫戍京城与皇宫的步军统领、国舅隆科多传达康熙遗诏，命皇四子胤祯继位。同时，皇宫内外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诸王非传令不得进”大内；关闭京城九门六天，等等。到11月20日，胤祯在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诏书，正式登上皇位宝座。次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的突然即位，震动朝野。
关于雍正是如何登上皇帝宝座的，是清宫三大疑案之一，也是说法最多、最复杂的一个疑案。各种传闻纷纷扬扬，时至今日，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代表性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雍正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是继位还是篡位？从胤登基以来，几百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据正史记载，胤禛是奉康熙遗诏登上帝位的。1722年末，康熙病情突然恶化，传各位皇子入见。不久，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统领隆科多等人到了御榻旁，听取了康熙的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一诏书出人意料，据说胤禛知道后也深感意外。
12月20日，康熙皇帝去世。七天后，皇四子胤祯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不久，有关雍正篡位的传说就开始流传，并引发篡位说与合法继位说两派的激烈争论。
而在民间传说中，更是广泛流传着多种版本的雍正篡位登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是“雍正改诏说”：在太子胤礽被废以后，康熙特别宠爱十四子胤禵。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来是想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禵的，可当时胤禵正统帅西征，不在京城，于是权力很大的雍正就串通隆科多、年羹尧，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由“传位十四子”变成了“传位于四子”。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太后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柱而死。
二是“隆科多改诏说”：隆科多是当时的步军统领，负责康熙的安全警卫及执掌卫戍兵权，而他是雍正的舅舅，那时只有他能接近康熙康熙病重时发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允禵紧急回京，要传位给他。可是隆科多却把遗诏捏在手里，没有发出去。等到康熙驾崩，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四皇子胤祯，即雍正。
关于“隆科多改诏说”还有另一版本：康熙刚咽气，隆科多赶紧从“正大光明”匾后面取出密藏在那里的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三是“雍正投毒说”：康熙病重时，胤祯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后就一命归天了。也有人说是雍正气死了康熙，密谋登上了王位。
四是“年羹尧改诏说”：年羹尧是当年的川陕总督，传说雍正的母亲曾与他私通，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改诏的事是年羹尧干的。
这些传说都把雍正描述成一个弑父逼母、改诏篡位、残害兄弟的暴君，而在这些传说中，最关键的就是雍正是篡位还是继位。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民间传说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没有事实根据。比如，“传位十四子”被改成“传位于四子”是根本不会有这样可能的，因为康熙诏书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而且汉文中的“于”字是一个繁体字“於”，要想改诏书，将“十”改成“于”没那么简单，更何况还有满文呢？而从保存至今的康熙遗诏上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的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祯，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根本不是传说中所说的“传位于四子”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从遗诏看，所谓改成“传位于四皇子”之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谓康熙喝了雍正献的参汤而中毒同样不可能，因为康熙根本不喜欢这东西。由于康熙精通医学，曾多次说人参宜于南方人，对北方人不合适，所以雍正要做手脚也不会用进参汤这一招。
而隆科多偷改诏书同样不符合历史，因为将秘密谕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才开始的。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雍正比年羹尧年龄还大。何况年羹尧和雍正关系不一定很密切，同时作为川陕总督的他不可能钳制西征的抚远将军胤禵。胤禵兵力不多，即便知道京城有变，也不敢轻举妄动，用不着年羹尧去钳制。最后，从康熙末年的情况看，雍正可能是最佳皇帝人选。在有实力争夺储位的诸皇子中，皇长子胤礽因求皇位过急而遭贬，皇八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十四子地位虽显赫，但从种种迹象看并未被康熙定位继承人。而雍正狡猾无比，与诸兄弟表面关系很好，并得康熙的好感。康熙晚年多次命他代行祭天，表明对他特别信任。另外，在诸多皇孙中，康熙特别喜爱雍正之子弘历（乾隆），这也是雍正得有力因素。
民间传说虽然十分荒谬，站不住脚，但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还是把结论分成两种：一种认为雍正是篡位，另一种则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
篡位论者认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后，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步军统领隆科多是雍正心腹，在康熙病危昏迷时，雍正在隆科多帮助下伪造了遗诏，变相软禁皇子，编造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听到康熙口传遗诏的重要情节，乘机篡位。
因为证明雍正合法继位的关键问题，是康熙临终前是否曾召见过皇子和隆科多，并口授传位遗旨。学者经过对史料对比研究后认为，雍正继位前后对这一关键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表述，直到敌对势力被打压后才这样讲，所以很可能是编造的。
还有人称，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两份康熙遗诏，内容不一样，一份只有汉文，另一份则为满汉文，说明公布的遗诏很可能是假的。所以尽管民间所传“十”改“于”是不可能的，但并不能排除雍正矫诏篡立，因为正史记载有很多破绽。
这派学者认为，康熙晚年并不十分信任胤禛，而最喜欢的是允禵，屡屡委派胤禵以重任，尤其是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实际已认定他为接班人，让他去西北打仗是为让他树立威信。而在年龄上，胤祯也处于劣势。雍正继位时已45岁，比同母弟允禵大十岁，因此有人认为康熙不可能选一位年龄过大的皇子接班。
对于康熙非常喜欢胤祯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增加了胤祯继位砝码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这很牵强。因为从档案记载上看，康熙对皇孙们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对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和允禵的儿子。何况雍正与隆科多、年羹尧的关系也确实可疑，年的“今日之不负皇上，他日不负王爷”，更是篡位铁证。另外，雍正即位后残害兄弟也难于用缺乏宽大之心来解释。
由此他们推论：正因雍正篡位心里有鬼，才没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他把自己的陵墓选在清西陵，而不是康熙陵所在的清东陵。
继位论者则坚持认为，是康熙钦定的雍正，所以在有临终传位之举。他们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六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隆科多等人，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祯的遗命，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的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
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
康熙虽然在22岁时就立了太子：皇二子胤礽，但后来由于皇太子骄横跋扈，挥霍无度，并在朝廷里结成太子党，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废掉了太子。
废了太子后，皇子们争夺太子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康熙为制止这种情况，第二年不得不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但三年后，由于太子党的威胁，康熙再次废了太子，并倾向于从皇三子、四子和十四子中选继承人。这期间，康熙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一定找一个“坚固可托之人”，说明康熙对谁继位已心中有数。而众皇子中，雍正性格坚毅，治理国家的能力有目共睹。
康熙六十年，康熙谕令胤祯清查京通各仓，并明确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办成。随后，康熙又指定胤祯代他去行祭天大典，这就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祯的器重和信赖了。康熙曾多次说胤祯“诚孝”，说明他对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许。
这就是说，雍正是靠“诚孝友爱”来得到皇位的。胤祯为了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露得过多，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嫉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正是按照这种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的。
胤祯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又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祯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胤祯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祯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胤祯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练，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雍正手书对联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胤祯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祯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此发出上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祯继位后，就以“戒急用忍”为座右铭，用以警示自己。
对于为什么康熙最后选中的不是皇十四子，人们认为，如果康熙真想传位给他的话，是不会在自己年老生病时，把他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
如果说康熙五十七年让允禵到西北指挥对准噶尔的战斗，是为了让他建功立业，但康熙六十年将立战功的允禵召回北京述职后，第二年康熙又在自己体弱多病时让他重回前线，这显然表明皇位不是要传给允禵的。
雍正继位后，允禵被召回北京，雍正将他软禁，但这只是雍正认为允禵对皇权有威胁采取的措施，不能以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而康熙选中胤祯，还因为他喜欢胤祯第四子弘历，这话也有些来历。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12岁的弘历天资聪颖、品貌端正，引起康熙的好感。康熙当即就令弘历搬到皇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康熙到围场打猎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在一旁侍奉。
佐证这一说法的还有清东陵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圣德碑》，它记述了乾隆一生的丰功伟绩，也明确表述了康熙默定乾隆为继其皇位的第三代皇帝。这是最早明确表述康熙默定乾隆继未来帝位的官方说法，这也间接说明雍正是正常继位的。
至于雍正没有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作为篡位旁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顺治父亲的昭陵是在沈阳，顺治死后并没葬在沈阳；雍正墓在清西陵，其子乾隆的墓却在清东陵。而且，如果雍正因篡位死后无颜见康熙，那他也不敢进太庙才对，因为太庙供奉着清朝历代皇帝，按当时迷信的说法，在那里雍正不是还能见到康熙和他的祖先吗？
勤政务实
历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
雍正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鲜明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接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帝自己是一位勤奋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亲理政务。他白天无一刻清闲。上朝研究政事，聆听大臣面奏，商讨各种建议，处理突发事件。晚间则要批阅批不完的奏章。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儿子乾隆帝，他没有南巡北狩，巡视祖国大地，视察大江南北。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的，他的生活是很单调乏味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岁就死了，可以说是累死的。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没有过。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雍正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着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皇帝。他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作法。
一是在经济方面，施行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叫丁银，即按家庭人口数量交税，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税。土地税叫田赋，即按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征税。每个农家都要交这两种税。但由于连年战乱，无地或地少的贫苦农民交不起人头税。没有办法，他们只有隐瞒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头税，即丁银。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会不稳，并影响国家税收。
这是一个拖延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顺治帝、康熙帝都没有彻底解决。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多少定纳税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就是“摊丁入地”，它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对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不用再去逃亡躲税了。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地种地，国家自然增加了税收。同时，减少了流民，使社会安定了。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二是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的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禄。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是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
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范围，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四是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雍正帝还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秘密建储制。清朝皇位的继承，开始没有实行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康熙帝研究了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觉得可以接受。他便采纳了中国历代皇帝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生前，公开地将嫡长子立为皇太子，是为储君。皇帝死后，他就自然继承皇位了。这种继承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缺点是如果嫡长子条件不具备，或皇帝对嫡长子不满意，一旦更换皇太子，就极易造成诸多皇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康熙帝二立二废皇太子，就是明证。这给康熙帝终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也使政局动荡不稳。
雍正帝45岁即位，他亲眼目睹了康熙帝为此焦头烂额的情景。心中有数的他，在即位之初就着手解决这个难题。即位的当年，他便下令群臣讨论如何立储的问题。其实，他是把写好的谕旨让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当即确定下来。
所谓“秘密建储”，就是秘密建储一事完全公开，储君为何人则绝对保密。皇帝把自己选定的皇太子写在纸上，装在匣中，置于乾清宫顺治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病危之时，再予开启。由于不知皇太子是何人，皇子们也只有在修养自己、努力工作上，下功夫了。
这个制度的实行，起到了巩固皇权、平稳政局的作用。以后几代的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的继位，也是采用了这个成熟的模式，使清代皇权得以一代一代地顺利交接，政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秘密建储制度在清朝的实行，是雍正帝的史无前例的首创。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铁腕重典
但雍正帝又是一个生性多疑、猜忌心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是一个着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拿他没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着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拆看来信，见是劝说他反清的，大吃一惊，问张熙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岳钟琪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岳钟琪听了，马上翻了脸，吆喝一声，把张熙打进牢监，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追查他是什么人指使的。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就是不招，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是个硬汉，光使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说：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他听了张熙的话，十分感动，决心起兵反清，希望张熙帮他出主意。
张熙开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神罚咒，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渐渐热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
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像这样的案子还是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另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这些可以说是雍正的败绩、劣迹，但实际上雍正在位期间，严惩贪官，整肃官风，使吏治为之一新，“数百年之颓风”为之一变，他临终时国库存银扩充为7000万两，建立了较为廉洁奉公的政治体制，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可是，几百年来，雍正身后得到的却是骂名滚滚来，这是为什么？
原因就在他的行为做事的方式上。雍正一生，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赋税的改革和废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等。有史料记载，康熙末年，名为盛世，其实内忧外患，外强中干。国库空虚，仅有存银50万两，经济上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宫廷斗争尖锐复杂，皇子们为争夺皇位，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几乎到了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大肆侵吞库银，水患外患，民不聊生，这就是雍正继位时的状况，泱泱大清王朝实则是个烂摊子。雍正正是处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紧要关头登基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将最终决定清王朝的命运。
生性刚毅，办事一向雷厉风行，且有几分阴冷、狠毒的雍正，他一旦大权在手，便义无反顾。他一保江山社稷，二为天下劳苦苍生。为充实国库，增强国力，他抄了王府和大臣的家；为重整吏制，清除腐败，他大开杀戒，一个个朝廷重臣成了阶下囚、刀下鬼，就是皇子皇孙也在所难免；为推行新政，实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他得罪了天下几乎所有绅士和读书人，政敌遍布朝野上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孤家寡人。这些人怕他、恨他、骂他，甚至捕风捉影，编造谎言诽谤他，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这些人恰恰正是宫廷内、官场上的达官贵人。当他们的权力受到制约，私利受到威胁，贪赃枉法被揭露遭到打击时，便疯狂反扑，笔锋直指雍正皇帝。在封建专制家长式的社会里，这些人在一定范围内个个都是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有人相信，因为只有这些人真正了解宫廷的内幕。因此，他们的言行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而百姓都蒙在鼓里，只有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说雍正是暴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为了彻底清除清政府的影响，民国时期大量的武侠、演义小说纷纷面世，把雍正贬成一个谋反、逼母、杀兄、屠弟、诛忠、狂妄、奢靡、十恶不赦的皇帝，广泛流传，以讹传讹。这就是雍正身后骂名滚滚来的原因所在。
比如，在雍正传说中有一个着名的血滴子故事，认为血滴子外面用革为囊，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遇着仇人，把革囊罩他头上，用机一拨，头便断入囊中，再用化骨药水一弹，立成血水，因此叫血滴子。这乃是雍正皇帝从几位绿林豪客处得来的利器。
这班绿林豪客的首领，便是四川总督年羹尧。羹尧系富家之子，幼时脾气乖张，专喜耍枪弄棍。他的父亲年遐龄，请了好几个教书先生教他读书，都被羹尧逐走。后来得了一个名师，能文能武，把羹尧压服，方才学得一身本领。这名师临别赠言，只有“就才敛范”四字。羹尧起初，倒也谨佩师训，嗣后与皇四子胤祯结交，受他重托，招罗几个好汉，结拜异姓兄弟，帮助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荐年羹尧，说他才可大用。
康熙帝召见，果然是一个虎头燕颔、威风凛凛的人物，遂连次超擢，从百总、千总起，直升至四川总督。后来雍正外恃年羹尧，内仗隆科多，所以才得到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这班豪客，飞檐走壁，刺探人家隐情。
关于血滴子，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人们对其的恐怖和畏惧。
有一年春节，雍正皇帝升殿，受朝礼毕，连下谕旨十一道，训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大致是叫他们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定当严惩的意思。次日复视朝，百官俱至。雍正帝问百官道：“昨日春节卿等在家，做何消遣？”众官员次第回答，或说饮酒，或说围棋，或说是闲着无事。只有一个侍郎，脸色微赧，听众人俱已答毕，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实实地说道：“微臣知罪，昨晚与妻妾们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春节，你又只与家中人消遣，不得为罪。朕念你秉性诚实，毫无欺言，特赏你一物，你拿回去，与妻妾们并看罢。”说毕，掷下小纸包一个，侍郎拾在手中，谢恩而退。回到家中，遵着上谕，拆开纸包，大家一瞧，个个吓得伸舌。连忙将昨天玩过的纸牌，仔细一检，恰恰少一张，正是昨天所丢失的一张纸牌儿。
有一位妾道：“昨日的纸牌是我收藏的，当时也来不及细检，不知如何被皇帝拿去一张，难道当今的圣上，是长手佛转世么？”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后大家留意便是。”这位侍妾偏要细问，侍郎走出门外，四周瞧了一番，方才关上门，对妻妾道：“我今日还算大幸，圣上问我昨天的事，我晓得这个圣上，不比那大行皇帝，连忙老实说了，圣上方恕我的罪，赐我这张纸牌。若少许欺骗，不是杀头，便是革职哩！”众妻妾又都伸舌道：“有这么厉害？”侍郎道：“当今皇上做皇子时，曾结交无数好汉，替他当差办事，这班人藏有一种杀人的利器，名叫血滴子。”说到此处，忽听檐上一声微响，侍郎大惊失色，连忙把头抱住。众妻妾不知何故，有几个胆小的，忙躲入桌下。歇了半晌，一物从帐中穿入。侍郎越加胆怯，勉强一看，乃是一只斑狸猫。侍郎至此，不觉失笑。随令众妻妾各归内室。众妻妾经此一吓，再也敢再问这血滴子。
蹊跷之死
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8月18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20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22日，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
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刚烈女子叫吕四娘，她的爷爷和父亲都因为文字狱而被雍正斩杀了。为了报这杀父之仇，吕四娘练了一身好武艺，成为远近闻名的侠女。她寻找机会潜入圆明园，挥剑砍去了雍正的头颅。因此，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来替代雍正的脑袋。
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是说：雍正用阴谋手段篡改遗诏，夺得了皇位后，为了保住帝王宝座，他不但杀害了曾与之不和的众多兄弟，就连为其篡位最出力的主谋人，即他自己的舅舅也不放过。雍正感到这样做仍不能消除后患，便想出了一个狠毒的计谋，他把那些对自己有过功劳，或认为对己不利的文武官员及政客、谋士们，都请到圆明园，亲自设宴赐酒，扬言要给赴宴官员加封奖赏，鼓励大家尽情饮宴。但雍正在酒中施放了烈性毒药，全部赴宴人员被毒害而亡。
在这些冤死鬼里就有吕留良，他的独生女儿吕四娘听到父亲被害后，决心为父报仇雪恨。但她当时仅十几岁，无法为父报仇，于是带着年老的母亲，从江南来到北方，拜一个少林寺和尚为师，学艺练武，苦练过硬本领。不几年功夫，吕四娘练就一身高强武艺，刀法剑法神奇，可飞檐走壁，不留踪影地出没于殿宇及人群之中。
之后，吕四娘辞别师傅和母亲，来到圆明园附近的一间破庙住下，她四下探听雍正在园中的日常活动及行走路线。有一天晚上她藏于阁楼之中，正当雍正从宫中出来之时，她飞身而下，一刀砍下雍正的脑袋，然后提首级腾空而去。
吕四娘的母亲日夜盼望着女儿的报仇讯息，老人家正在屋内愁思苦想之时，忽然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定神一看是女儿回来了。四娘手提一个血淋淋的布包，兴奋地对妈说：“我的杀父之仇报了！我把仇人的头颅带了回来！”老太太打开布包，见是一颗戴着皇冠的人头，确认正是雍正的首级。然后将此头颅置放于吕留良的牌位前，进行祭奠，母女俩跪拜在地，告慰吕留良的在天之灵。吕四娘砍了雍正帝的脑袋，皇家无奈只得为其尸体安装上一个金头下葬，所以民间有此宫廷秘闻流传。
还有一种说法更让人吃惊。据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这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强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便想方设法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最终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将雍正害死。
另有野史传闻，说是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
这里，关于雍正死因的三种说法，都很有传奇色彩。正因是传奇，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起来，总是津津乐道，引人入胜。不过，这些只能算是民间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可以肯定地讲，这几种说法都不可信。
雍正的死因是什么？有的历史学家曾提出，雍正是突然中风死去的。虽然推论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并没有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的挖掘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
自古以来，凡是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都迷恋神丹大药。从秦始皇派人入海访仙求药，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栾大炼化“益寿”“不死”的黄金器具；从三国的曹操遍招甘始、左慈等天下方士习炼“养性法”，到东晋哀帝“饵长生药”丧命；从隋文帝指派嵩高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到唐太宗李世民服食古印度方士的长生药“暴疾不救”；再从宋太祖赵匡胤召见高道苏澄隐询问“养生秘术”，到明宪宗以丹纵欲“气伤龙脉”而暴亡……一朝又一代的封建帝王对道家的丹术走火如魔，喜怒笑骂尽在其中。而清朝的雍正，可算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了。
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这首诗中，又是铅砂，又是炉火，烟雾缭绕，功兼内外，就好像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
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雍正的一生，更是与金丹仙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
在雍正大搞道教活动的同时，还在圆明园内开始秘密升火炼丹。清宫《活计档》是专门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里面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的记载是在雍正八年（1730年），其主要内容是：12月15日，海望、刘胜芳和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十两、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22日，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
这里提到的秀清村依山傍水，是一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根据档案记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秀清村送的木柴、煤炭就有两千多公斤。档案中的“矿银”、“化银”等，是炼丹所用必需品。由此可知，从雍正八年末，就在秀清村开始炼丹了。
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一炉又一炉所谓的金丹大药。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药，还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官员，如云贵总督鄂尔泰、河东总督田文镜等。在田文镜的一份奏折上，雍正用朱砂笔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雍正劝自己的宠臣对御赐丹药，可以放开胆子吃，丝毫不用怀疑，因为他对这种丹药“知之最确”。这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
但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
随着雍正档案发掘和研究，雍正服丹致死说法越来越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从清宫档案看，雍正确实长期服食丹药。那么，丹药的有毒成分在他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了他的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不少专家都通过着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推断。
学者们还普遍注意到，雍正的儿子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了许多破绽。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在这种非常时刻乾隆哪至于大发肝火，还专门为两个小小的道士发一道上谕呢？乾隆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如果真的没有吃丹药又何必辩解呢？
就在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雍正刚死，究竟能有什么“闲话”？皇太后为什么听了“心烦”？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服用有毒的丹药，死于炼丹道士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