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比乾隆小39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家原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来岁时，有幸进咸安宫官学（地点在皇宫咸安宫），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25岁参加了顺天府乡试，没有考中举人。但和珅因为出身满洲，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个差事给和珅接近乾隆提供了机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崩于紫禁城养心殿。嘉庆帝颙琰在乾隆死日亲政。嘉庆在办理大行皇帝乾隆大丧期间，采取断然措施，惩治权相和珅，举朝上下，大为震惊。
乾隆做了四年太上皇，仍紧紧地把持着实权。这时的和珅依然受宠，但是毕竟形势发生了变化。和珅在乾隆与嘉庆间采取“四手”：第一手是紧紧依靠太上皇乾隆，第二手是讨好嘉庆皇帝，第三手是限制嘉庆皇帝的权势，第四手是防止嘉庆日后对自己进行惩处。所以他在乾隆和嘉庆之间、在嘉庆面前和背后，都表现了“两面派”。
和珅竭尽全力限制嘉庆，培植任用自己的亲信。嘉庆即位时，他的老师朱珪当时任广东巡抚，向朝廷上了封表示庆贺的奏章。和珅就到乾隆面前告朱珪的状，不过乾隆未予理睬。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嘉庆写诗向老师表示祝贺。和珅又到乾隆那里告状，说嘉庆皇帝笼络人心，把太上皇对朱珪的恩典，算到自己身上。这一次，乾隆生气了。他问军机大臣董诰：“这该怎么办？”董诰跪下劝谏乾隆说：“圣主无过言。”乾隆才作罢。不久，和珅还是找了个借口，怂恿乾隆将朱珪从两广总督降为安徽巡抚。和珅还将他的门下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名义上是帮助整理诗稿，实际上是监视嘉庆的言行。嘉庆二年（1797年），领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只知进、不知退，便成为领班军机大臣。这时的乾隆，已年老体衰，记忆力很差，昨天的事，今天就忘，早上做的事，晚上就不明白了。和珅真正成了乾隆的代言人，也就更加为所欲为。
和珅自作聪明，作茧自缚，自坏其事。颙琰当皇子时，被定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于乾隆公布嘉庆为皇太子的前一天，送给颙琰一柄如意，暗示自己对嘉庆继位有拥戴之功。嘉庆笑在脸上，恨在心里。但因和珅是乾隆的宠臣，老奸巨猾，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不便动手。嘉庆在乾隆死后短短的15天里，就把一个被先帝恩宠30年的“二皇帝”加以惩治，举措得体，干净利落，取得胜利。嘉庆采取的办法是：
第一，欲擒故纵。嘉庆继位后，太上皇还健在。他面对一个老谋深算，并深受太上皇宠爱的和珅，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和珅的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不动声色。有些大臣在他面前批评和珅，嘉庆说：“我还准备让和珅帮我治理国家呢！”嘉庆向太上皇奏报的一些军国大事，也经常让和珅去代奏、转奏，以此表示信任，稳住了和珅。
第二，调虎离山。乾隆驾崩，和珅失去靠山，死期已经逼近。当天，嘉庆一方面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国丧大事，一方面传谕他的老师署安徽巡抚朱珪来京供职。初四日，嘉庆发出上谕：谴责在四川前线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玩嬉冒功，并借此解除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嘉庆命和珅与福长安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这实际上削夺了和珅的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军政大权。
第三，突然出击。正月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初八日，嘉庆宣布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在朝野掀起政治大波。嘉庆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如初八日，嘉庆命令从即日起，所有上奏的文件，都要直接向皇上奏报，军机处不得再抄录副本，各部院大臣也不得将上奏的内容事先告诉军机大臣。并命宗室睿亲王淳颖、定亲王绵恩、仪亲王永璇、庆郡王永璘等分别掌握军政大权。
第四，制造舆论。嘉庆命各直省和在京大员，就和珅事向朝廷表态。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他在奏折中指责和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蠹国病民、贪黩放荡，真是一个无耻小人，请求将其“凌迟处死”。“凌迟”就是千刀万剐。嘉庆立即批示，在京三品以上官员讨论这个意见，若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自行向皇帝上奏。实际上，就是以胡季堂的意见定下基调，并通报各省督、抚，要他们都表明态度。
第五，惩办和珅。初九日，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将和珅、福长安的职务革除，下刑部大狱。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负责查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初十日，嘉庆御批“实力查办以副委任”，全面清查和珅大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骗皇帝、扣压军报、任用亲信、违反祖制、贪污敛财等。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嘉庆四年正月《上谕档》中记载：嘉庆谕示“和珅罪有应得”，就是说怎么严惩和珅都不过分，但考虑到他曾任领班军机大臣，为了朝廷体面，赐他自裁。据说和珅在狱中，自知生命不久，对着窗外元宵明月，感慨赋诗道：“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这样的镜头：和珅得到嘉庆皇帝赐给他的三尺白绫，在狱中自尽。福长安以阿附和珅，令其到和珅死所跪视和珅自裁，并革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职，逮下狱，籍其家。
第六，讲求策略。嘉庆说，和珅得罪的是先皇，所以要在皇父大丧期间，处治这个先皇的罪臣。和珅被诛后，其党羽皆惶恐不安。有的朝臣上疏，力主穷追其余党。嘉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除掉和珅后，马上收兵。对和珅的亲信，除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给予处分外（和琳已死），其他由和珅保举升官者或给和珅送贿者，概不追究。嘉庆宣谕：“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quān）改，咸与自新。”此谕一下，人心始安，政局稳定。
嘉庆对和珅的惩治，动作迅速，干净利索，宽严适当，十分成功。这是嘉庆皇帝一生处理重大政治事件中最为精彩的一笔，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惟一杰作。但是，嘉庆定和珅的第一大罪是：在宣布皇太子前一天，和珅向他送如意以示拥戴之功。这表示和珅要投靠新主，其心不能算恶，既不叛君主，也不反社稷，此条构不成杀头之罪。嘉庆将此定为和珅第一大罪状，表明嘉庆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这是嘉庆亲政之后，平庸性格的一次表露。
不过，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杀15年之后，清国史馆将编修的《和珅列传》（稿本）送呈嘉庆审阅。嘉庆见记载简略，只记录了和珅的一堆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朱批道：“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贪婪专权，才不得不加以重罚。
《清史稿·和珅传》记载：“仁宗（嘉庆）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这说的是唐代宗诛宰相李辅国的史事。《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李辅国，出身卑贱，年少被阉，相貌丑陋，粗通文字。在太子东宫是一个喂马的太监。安史之乱中，他力劝太子即帝位。肃宗即位后，升为太子管家。后来官运亨通——任开府仪同三司、郕（chéng）国公、兵部尚书、博陆郡王。肃宗死后，代宗即位，尊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新唐书·李辅国传》也记载：代宗既嗣位，不愿大张旗鼓地杀李辅国，只差遣侠者，深夜将其刺杀之，割下头颅扔到溷厕中。但代宗仍对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嘉庆对和珅的处理，很像唐代宗对李辅国的处理，就是不愿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为个案处理。
但是，和珅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成了社会现象，可以叫做“和珅现象”。和珅这样一个出身“少贫无藉”、乡试不中的生员，由普通的宫廷侍卫，32岁成为军机大臣。以后更是青云直上，富贵常葆，登峰造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和珅现象”的出现是老年帝王专制的必然。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骄志满，倦怠朝政。他喜欢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这样的人。高阳先生认为，和珅的问题“高宗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话说得还不够。严格说来，“和珅现象”的责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专制腐败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当时，乾隆皇帝身边有四种人——后妃、太监、皇子、朝臣，后妃不能代他处理军政要务，太监不能陪他和诗品画，皇子太近怕其“觊（jì）觎（yú）大位”，大多朝臣又不会像和珅那样曲意逢迎。因此，和珅有着后妃、太监、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乾隆皇帝对他既喜爱又依赖，自然遇事会替他撑腰。当时，大学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状元出身的王杰，也不买和珅的账。陈启元《庸闲斋笔记》记载：一天，和珅在军机处拿着一幅石墨画轴，王杰说：“贪墨之风，以至于此。”和珅指着王杰的手说：“状元宰相手果然好。”王杰说：“这手只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么好处？”后王杰告老还陕西韩城乡里，嘉庆送他的诗有“清风两袖送韩城”句。但是因为乾隆的缘故，嘉庆《平苗图》他们拿和珅没有办法。和珅在朝20余年，未尝一被弹劾。他稍见端倪，必设计除之。前面讲的曹锡宝弹劾不成反遭谴责就是一例。
嘉庆惩治和珅案没有株连，也没有扩大化，这是嘉庆的聪明之处；但他只把和珅当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嘉庆的平庸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