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隋书》的编撰者魏征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着的野史——《大业略记》。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无疑是杨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崩逝于仁寿宫的大宝殿，终年六十四岁。
大隋帝国的最高权杖，终于如愿以偿地落到了杨广手上。这一年，杨广三十六岁。十几年的刻苦修行终于为他换来了人世间最辉煌的报偿。
然而，关于隋文帝之死，其时的长安坊间以及后世的诸多史籍却有很多对杨广不利的传闻和记载。这些传闻和记载把杨坚之死描述得既可疑又神秘，其目的无非是向人们暗示：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而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或者说，是死于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宫廷政变，而杨广被认为就是这场政变的主谋。
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来看看历代官修正史对于杨坚之死是怎样记载的：
正月二十七日，杨坚抵达仁寿宫。
正月二十八日，杨坚下诏，将朝廷的财政、赏赐之权以及一切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太子杨广。
四月，杨坚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六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七月初十，杨坚病势突然转沉，紧急召见文武百官。弥留中的杨坚躺在病榻上，用尽最后的气力和他的大臣们一一握手话别。场面无比伤感，君臣皆歔欷不已。
七月十三日，杨坚死亡。
上面这些文字见于《隋书·高祖纪》和《资治通鉴·隋纪》。如果史书的记载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定：隋文帝杨坚死得极为从容和安详。对于把江山交给太子杨广，老皇帝不但没有后悔，而且是带着放心满意的心情撒手西归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临终前肯定跟百官们说了许多“尽心尽力辅佐太子、不要辜负朕之所托”之类的话。
对此，《隋书·何稠传》中记载的两个细节可资佐证：差不多在杨坚与百官话别的那一天前后，他又召见了自己晚年亲信的大臣何稠，命他负责自己身后的殡葬事宜；随后又召见太子，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说：“何稠此人做事很用心，我已经把后事托付给了他，行事应当和他商量。”
“托付后事”的细节充分表明临终前的杨坚不但头脑清醒，而且心境平和；“揽太子颈”的细节则更加有力地证明：杨坚的爱子之情仍然不减于往日。换句话说，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这个帝国的接班人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上述文字只不过是杨坚之死的故事梗概和版本之一。《隋书》的主编魏征及作者颜师古、孔颍达等人又在《隋书·杨素传》和《隋书·后妃列传》中给出了另一个非常详细而且充满了暗示意味的版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隋纪》也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这个版本。
这是一个绘声绘色、极富香艳色彩也极富阴谋色彩的故事。
首先在这个故事中闪亮登场的是一个女人——一个据说是天生聪慧、美丽绝伦的女人。
这个女人本是陈朝的一位公主、陈宣帝的女儿，陈朝灭后被纳入隋朝后宫，渐获杨坚宠幸。独孤皇后死后，陈氏“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
杨坚患病后，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朝廷重臣立刻赶赴仁寿宫，组成了临时内阁。同时太子杨广也奉命入住大宝殿侍奉皇帝。杨广眼见父皇的病势一天天沉重，料定他时日无多，决定早作防备，于是写密信给杨素，向他询问朝廷和百官的情况，并命他作出相应部署，防止朝廷在国丧期间出现动乱。杨素按太子的要求回复了一封密函。不料送信的宫人却误把信送到了皇帝手上。杨坚见信勃然大怒。他还没死，太子和宰相就已经暗中联手在左右帝国政局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无异于谋逆啊！
杨坚正在气头上，忽然看见他最宠爱的妃子陈氏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杨坚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流着眼泪说：“太子无礼！”然后哀哀戚戚地告诉皇帝，说她早晨如厕时无意中遇见了太子，而太子欲强行非礼她，她拼命抗拒才逃了回来。杨坚一听，犹如五雷轰顶。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位温良恭俭的太子到头来居然是个衣冠禽兽！杨坚躺在御榻上，用力拍打着床板大骂：“这个畜生怎么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独孤氏误了我，独孤氏误了我啊！”
痛定思痛之后，杨坚急召柳述和元岩入内，说：“传召我儿。”柳述等人刚准备去传唤太子，忽然听见皇帝加了一句：“是传杨勇！”柳述和元岩面面相觑，顿时明白了什么，连忙入阁撰写复召杨勇的敕书。杨素听说此事，立刻报告杨广。杨广随即矫诏将柳述和元岩逮捕，关进了大理狱；然后紧急调动东宫军队进驻仁寿宫，命左庶子宇文述等人控制宫禁出入，命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将侍奉皇帝的所有宫女和宦官全部逐出，关在别殿。
当天，仁寿宫就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由于太子在皇帝死前的那一番异常举动，使得朝廷内外对皇帝之死的真相议论纷纷。
陈氏和后宫嫔妃听到皇帝殡天的消息，顿时惶惶不安。当天午后，太子使臣带着一个金匣子来见陈氏，说要将这个匣子赐给夫人。匣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太子杨广的亲笔签名。陈氏以为里面是毒药，大为恐惧，一直不敢打开。使者一再催促，陈氏只好战战兢兢地打开匣子。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匣子里的东西不是毒药，而是几个精致的同心结。
陈氏身边的宫女们又惊又喜，互相说：“这回好了，可免一死了。”
可陈氏却一脸不悦，背过身去不肯答谢。宫女们一起逼迫她，陈氏才勉强向使者拜了一拜。
当天晚上，太子杨广就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陈夫人的寝室……
故事的结局是：杨广把他父亲的这位爱妃、相当于是他后母的陈夫人奸污了。
《隋书》记载这则“香艳”与“阴谋”故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杨广塑造成一个继“夺嫡”之后又“弑父”、“奸母”、“篡位”的无耻小人，一个禽兽不如的流氓恶棍！
简言之，就是要把杨广“妖魔化”。
然而，当我们对史籍进行更为深入的考查和比对后，我们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个“妖魔化”故事存在着太多逻辑上的漏洞和硬伤：
第一：不合常理。
在杨坚之死的“简易版”中我们看见，“百官话别”、“托付后事”和“揽太子颈”这三个充分表明杨坚父子和睦的关键性细节都是发生在七月初十这一天或者之后的，而此时无论是杨广还是杨坚本人都已经知道他时日无多，事实上杨坚也的确是在三天后就死了。可见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对于杨广来讲，虽然他距离帝座只剩下最后一小步，但恰恰是这一小步，往往是最危险、也是最艰难的，一着不慎就会功亏一篑、满盘皆输。在此情况下，像杨广这么一个善于隐忍并具有高度自制力的人，肯定会比平时表现得更为谨小慎微，甚至会在百官面前亲自为父亲端茶送水、亲尝药石。这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和处事原则。可恰恰相反，“香艳版”中的杨广却在明知道属于父亲的一切很快就将被自己全盘继承的情况下，一反常态地做出了对他自己最不利的举动——丧心病狂地去非礼陈夫人。
如果此事属实，那并不能证明杨广好色，只能证明他愚蠢——十足的愚蠢！
几天后隋朝的整个天下都是他的，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陈夫人！他何苦为了满足一时情欲，葬送自己为之付出了二十年努力的帝业？即使说他已经有把握彻底控制身患重病的父亲，可非礼之事一旦泄露，他就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采取极端行动。试问，这个一向以精明和谨慎着称的杨广，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宁可用一场危险的政变来夺取本来已经唾手可得的帝位吗？
很显然，这不符合常理。
第二：自相矛盾。
不但杨广在这个“香艳版”中的表现不合常理，就连这个陈夫人的前后表现也是极度自相矛盾。据《隋书?后妃列传》记载，陈氏被纳入隋朝后宫为嫔，由于“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唯陈氏有宠，”当时，“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所以“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这就是说，早在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这个陈夫人就已经利用皇帝对她的“独宠”，暗中收受杨广的重金贿赂，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杨广的夺嫡行动。可见，陈氏与杨广的关系早已非同寻常。即便他们不是情人关系，起码也是一对政治同盟。换句话说，他们很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其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既然如此，杨广为何早不非礼、晚不非礼，偏偏要在皇帝病重、人心不安、朝野瞩目的特殊时刻，去非礼这个夺嫡时的政治盟友陈夫人呢？退一步说，即便杨广真的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可这个陈氏既然敢在隋文帝还独掌大权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帮助杨广夺嫡，却为何在皇帝已经病危、大权其实已落入杨广手中的时候，反而拒绝杨广的示爱、拒绝自己后半生的政治靠山和荣华富贵呢？再退一步说，即便陈氏是一个可以出卖一切但就是不能出卖肉体的“贞洁主义者”，即便她拒绝了杨广，但也绝对不可能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原因很简单：万一杨广因她的指控而被皇帝拿下，杨广难道不会出于报复心理而把他们当年通贿夺嫡的丑闻全部捅出来、从而把陈氏也拉下水吗？像陈氏这么一个历经两朝、成功地周旋于皇帝、皇后和藩王之间的绝顶聪明的政治女性，会愚蠢到不知道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将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
答案是：陈氏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隋书》在“香艳版”故事中对陈氏的前后记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第三：张冠李戴。
关于杨广的这个“香艳版”篡位故事为何会如此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隋书》的编撰者魏征等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最早“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人其实是隋末唐初一个名叫赵毅的人，《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着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轶闻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而《隋书》的编撰者魏征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
可就在他们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业略记》中的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而已。帝（杨广）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杨广）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在赵毅的记载中，杨广非礼的对象是隋文帝的另一个宠妃：蔡氏，而不是《隋书》所说的陈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呢？这难道仅仅是《隋书》编撰者们一时疏漏导致的笔误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测。也就是说，《隋书》编撰者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蔡氏与杨广历来毫无瓜葛，如果说她突然被杨广非礼，恐怕看上去会显得突兀，难以取信于人，还不如把蔡氏改成一直与杨广暗中通贿的陈氏，这样看上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还可以借此揭示杨广大奸大恶的一贯性和长期性。可《隋书》编撰者却没有顾及到，把蔡氏偷梁换柱地改成陈氏，反而暴露出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个更大的逻辑漏洞。
《隋书》中这个“香艳版”的篡位故事，纯粹是在野史的基础上加工处理的结果。也许正因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书》编撰者才不敢贸然把赵毅在“非礼事件”之后极力描述的那个“进毒药”致“高祖暴崩”的情节收进官史。因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杨广弑父”的情节，所以魏征等人只能在《隋书》中采取暗示手法。换一个角度说，假使大唐的开国君臣早已掌握了“杨广弑父”的证据，那他们肯定会在起兵之初发布讨伐杨广的檄文时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这个攻击杨广的有力武器一直藏着掖着，直到时过境迁之后才在编撰《隋书》的时候语焉不详地进行暗示呢？
可见，所谓“杨广弑父奸母”的故事并非信史。
但是，尽管如此，关于杨广的“妖魔化”故事还是在官修正史的记载中流传了下来，并且流传甚广，至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千百年来，杨广在无数世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这个既可怖又丑陋的杨广几乎就是“乱臣贼子”、“暴君”、“独夫”的代名词。
对于自己在后世被妖魔化的事实，公元604年的杨广当然一无所知。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杨广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大隋帝国的皇帝宝座。他意气风发地俯视着这片美丽的江山和匍匐在他脚下的万千臣民，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壮志、激情和梦想就在这一刻喷涌而出……
杨广坚信自己很快就能成就一番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煌煌帝业！
本文摘自《中国式权力博弈：中国历史上的权谋与政变》，作者：王觉仁，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