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时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汇编。
据《明实录》的记载，《永乐大典》于公元1407年编成。全书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共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这部综合性的大类书，其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与装璜之精美，在当时世界文化之林里，是无与伦比的。
明成祖朱棣编修《大典》的目的，是通过它来笼络当时士大夫，使之为他所用，从而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因此，他对编辑这部大类书异常重视。公元1403年七月，朱棣就对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说：天下古今的事物，分散记载在各书，很不容易查看。希望立即组织儒士，编成一部像探囊取物那样考索方便、一查就得的大类书。搜集范围要广一些，“凡书契以来经史百家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都在其内。朱棣还特别叮嘱主编者，要“毋厌浩繁”！
次年十一月，解缙等很快就将他们编成的书送呈朱棣，朱棣定书名为《文献大成》，还赏钞给解缙等一百四十七人。很显然，这个短时间编成的急就章，实在过于简略，并不符合朱棣原来的要求。因此，朱棣指示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重修，加派了他的亲信：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和解缙三人做全书的监修，增加了正、副总裁的人选，还命令礼部简派中外官吏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来担任纂修，选派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缮写；开馆子文渊阁，命光禄寺供给早晚膳食。参加这次编辑工作的前后多达三千余人。到永乐五年十一月，全书编成，朱棣定书名为《永乐大典》。
《大典》共辑有当时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着作。收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正如朱棣的序文里所说“纂集四库全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集群书，着为奥典”，这的确是一个雄伟、浩繁的文化工程。
原书编成后，珍藏在南京文渊阁。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大典》也随之北移，深藏在“文楼”之内。这时，朱棣正继续筹划北征，戎马倥偬，对《大典》也无暇过问。到弘治时(公元1488～1505年)，孝宗朱祜樘喜读书，曾查阅过《大典》。他不仅命人将《大典》所收集的药物、禁方，抄写给御医药房诸医，而且还亲自书录一些金匮秘方给太医院使。这是《大典》第一次被应用的记录。据记载，在明代二百多年中，偌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的读者不过是可数的两、三个皇帝而已。
1557年四月，宫内发生大火，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都被烧毁。《大典》一书，经朱厚熄特别督促抢救，才免于难。灾后，朱厚熄生怕这个孤本再遭意外，于是在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照原本摹写了一部做副本。这项工作到公元1567年四月结束。从此《大典》才有了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公元1594年南京国子监祭酒(校长)陆可教曾经上书，建议将《大典》交巡方御史负责，分期分批刻版印行，分贮在南、北两个国子监，以广流传。可是万历皇帝，只管搜刮金花银，那里顾得刻书。因此他的建议未能实现。公元1629年五月初一日，因日蚀的时刻不验，侍郎徐光启奏准选刻《大典》中日蚀一类，这是《大典》在明代唯一的刻本，但现在也很难看到了。《大典》长期被珍藏，束之高阁，连翰林院的官员也都看不到，民间着作家自然更无法问津。
明亡，文渊阁再次被焚，《大典》的正本，可能就在这时全部付之一炬。留下来的副本，清初也没被重视。到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大典》才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结束了它的沉睡阶段，一些学士和编修官员始得有借阅的机会。公元1736年(乾隆元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了进士，分到庶常馆学习。他于是有机会看到这部书，大加赞美。他说他每日读《大典》到“夜漏三下而寝”，另外还雇请四个抄写员，抄出了《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作了一篇“钞永乐大典记”，纪述这事的经过。公元1773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这时《大典》巳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达五百多种。《大典》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贡献，由此就可见一斑了。
此后，清室日趋腐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又有散失损坏。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和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掳掠，许多宝贵的文物毁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剩下的已经是寥寥无几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方搜集整理，到1959年为止，已搜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二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本等，合共得七百三十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共改装成为二百零二册。这只是《大典》的百分之三的残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