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术界一直公认孟子主张性善论，大多数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但实际上这是对孟子思想的错误认识。
孟子所处的时代，人性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出现了立论各异的学说。据《孟子·告子下》载，当时已有“性有善有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子之后还有荀子的“性恶论”，商鞅和韩非的人性“好利恶害”等观点。这些人性学说基本上都是以人的“食色”等自然生理属性来定义人性的。唯有孟子的人性论独树一帜：他对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前者只是“性”，后者才是“人性”。
孟子是在人与动物的比较中界定“性”与“人性”的。他所说的“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包括“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他认为，凡是人，都有这“四心”，没有这“四心”的就不能算作是人。可见，“四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亦即人性的具体内容。
人除了具有与动物不同的“四心”之外，还有与动物的相同之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他并不把这些看做人的本质属性，因而也不认为它属于“人性”，只称之为“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他所说的“性”显然就是人的生理欲求，即人跟动物相同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道德属性，集中表现为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仁义礼智等善德。为显示这两者的不同，孟子在称“人性”时，通常总是在“性”之前加上“君子”、“其”等限定语，以免与表明人的“食色”等生理欲求的“性”相混淆，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孟子对人的“人性”与“性”，是有着严格区分的。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味满足人的“性”（自然属性）而不进行道德教化，人就会变得跟禽兽相差无几，“性”是陷人于不仁不义的罪恶之源。因此，一提到“性”和“欲”，他就告诫人们要“忍”、要“寡”；而一谈起“人性”或“四心”时，则视为“善端”并赞美备至，极力主张要“养”、要“存”、要“扩充”。由此可见，“性”和“人性”在孟子心目中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他所主张的实际是“人性善”而非“性善”。对于表明人的自然欲求的“性”，在他看来不仅不善，甚至可以说是“性恶”了。孟子从“人性”为善端，“性”为恶源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出扩充善端、抑制恶源的道德修养原则。
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并不是“性善”论，而是“性恶”论和“人性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