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烈士子女孙维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在“中央文革专案组”的档案中，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维世从小管我叫“六姨”。维世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给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请来了当时的着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是延安马列学院的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的一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维世让我烧掉江青送的照片
建国后，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
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
江青他们那时整维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总理。但是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维世被捕后，直接被关进了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死在了那里。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维世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我想，邓颖超同志说的“你们得给个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他以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她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失算，没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想让维世死，这也太不着边际了。
文革初期，维世的哥哥宁世——就是孙泱——也来过，谈话都是围绕文化大革命，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干。宁世也在外婆家住过。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是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又乐观积极的人。他早年留日，颇有才华，很受人尊敬喜爱。在延安时，他曾多次到鲁艺来看我，结果我的几个女同学都喜欢上他了。文革开始时，宁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副校长，受冲击很厉害。文革不久后，人家说他自杀了，和妹妹维世一样，没有留下骨灰——被处理了。对此，我无法释怀。他的妻子石崎也失去自由时，他那几个幼时淘气可爱的孩子，度过了很长一段艰辛的日子。
文革中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有了给维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文革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十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她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忘了是一达还是金山，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给姐姐孙维世平反。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批准了给维世平反的事。但是还没办，他就被“四人帮”和造反派们鼓噪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整下台了。文革结束后，才正式开了给维世平反的会。
我珍藏着几张维世的照片。每每翻看，维世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宁世死的日子，维世死的日子，我都记下来了，永远不想忘掉。宁世死的日子是1967年10月6日。维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维世死了五年以后，家属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
只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维世和宁世到底是怎么死的。杀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他们才可能有真诚的忏悔，他们就马上能得到宽恕。一定的。
(授权摘编自华文出版社《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