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这也是儒家的道德准则和思想方法。
中谓中和、中正，庸谓常、用。“中庸”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一书，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据说，尧让位于舜时即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孔子曾经称赞舜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从《尚书》等材料看，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经强调折狱用刑时要做到“中正”。《周易》中的尚中观念也有明显表现。在古代材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予以系统发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承认矛盾的存在，如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的“两端”就是对立的两极。而对待对立的双方，应当采取“致中和”的方法，以防止矛盾的激化与转化。所以《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在孔子那里，中庸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庸思想要求凡事一定要中正适度，恰到好处。在为政治国方面，孔子主张“名正言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还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在美学上，孔子主张文质兼备，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曾赞美《诗经》的《关雎》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询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又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他认为人的行为量度应当持中，不要做得太过，也不要做得不够。总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的主张中都包含了中庸的思想方法。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是相互联系的。孔子非常重视“礼”，处处按照“礼”的标准来规范个人的思维和行为。他的中庸思想也是如此。当孔子谈到“师也过，商也不及”时，有人问道：“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孔子回答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以礼制中，以礼作为衡量标准，从这里看，似乎他的中庸思想有其落后于时代的一面。然而，礼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另一方面看，孔子的中庸思想本身也讲究“时中”与权变。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孔子所说的“时中”，意思是处理事情要审时度势，随时势的变化而处中，努力做到无时不中。所以朱熹对此申述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事实上，孔子处事正是这样。孟子将孔子与伯夷、伊尹、柳下惠进行比较后，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并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孔子本人所掌握的正是“时中”的行为标准。
孔子以后，历代儒生对于中庸思想进行了反复的阐释与发挥，使中庸之道成为儒家认识世界、对待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尤其宋代以后的理学家，对于中庸的思想方法更为推重，《中庸章句》题解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也认为中庸是指行事“行得恰好处，无些过与不及”，而这又须“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会得一个恰好处，方能如此”（《朱子语类》卷六十四）。这样，“中庸”不仅成为儒者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以及待物处事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成为一般人的社会心理积淀。
最早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要数《中庸》一书。《中庸》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在继承孔子中庸思想的基础上，把中庸与人性、道德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以“至诚”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和世界本原，论述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修养形态，提出以“至诚”的态度使人与天道合一，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赞天地之化育。
然而，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历来存有两说。一是认为战国末期的子思所作；一是认为作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说法。
传统观点认为《中庸》作于子思之手。最早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地说“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儒家大都遵从此说。如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汲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卷五十二）唐朝的陆德明、孔颖达同意这一看法。宋代的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是子思作了《中庸》，如朱熹作《中庸章句》时明确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近世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适就认为其中虽然加入了后人的某些材料，但大体上该书还应当视作孟子以前的作品。因为从孔子到孟子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是从极端伦常主义、重君权、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到“尊崇个人”“鼓吹民权”“心理的人生哲学”的过渡。《大学》和《中庸》就反映了这个过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说的主张出现较晚，他们提出的证据是《中庸》二十八章中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认为这显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语言。《中庸》之中又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认为这亦当言于秦亡之后。
我们认为，子思作《中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着录有《中庸说》2篇，未题撰人；在“儒家”类着录有《子思》23篇，自注曰：“名汲，孔子孙，为鲁缪公师。”其中有无《中庸》，亦未明言。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中，对于《礼记》各篇，没有一篇单独立目，只有《中庸说》着录其中，所以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礼经，盖此之流。”看来，《中庸说》可能就像《诗》之《鲁诗说》《韩诗说》那样，是专门的“说”《中庸》的着作，它说明此前《中庸》已经单独行世，并且具有相当的影响。至于其中前引“车同轨，书同文”等语，郑玄也说“今，孔子谓其时”。实际上，李学勤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孔子生当春秋晚年，周室衰微，在政治、文化上趋于分裂，已经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实际……按《中庸》此句的‘今’字应训为‘若’，《经传释词》曾列举许多古书中的例子……都是假设的口气。孔子所说，也是假设，并非当时的事实，不能因这段话怀疑《中庸》的年代。”（《失落的文明》第344——34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子思作《中庸》的说法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荀子·非十二子》曾经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了一篇儒家着作《五行》，“证明了什么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并在《中庸》《孟子》书中找出这个学说的痕迹，由此得以确定《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同上，第343页）。1993年冬天，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又出土了大量的竹简，《郭店楚墓竹简》已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学术着作，这些着作可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据李学勤的研究，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书属于儒家子思一派，《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着录的《子思子》。同时，这些竹简儒书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处，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由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等也颇为近似。沈约曾说《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因此，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证实了《中庸》一书出于子思。（李学勤：《先秦儒家着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第3版）
当然，子思作《中庸》的说法没有问题，并不意味着今本《中庸》就完全出自子思本人。事实上，包括《中庸》在内，很多的早期典籍都有一个不断流传与整理写定的过程。根据我们的研究，今见于《礼记》中的《中庸》出于汉代的整编，它应该包括了子思原来所作的《中庸》，又有相关内容的补充与增加。但总体上，《中庸》的主要内容与思想，主体上出于子思，与子思关系最为密切。（《〈中庸〉成书问题新探》，《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又载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