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600—646年)，河南洛阳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13岁时嫁给李世民。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册封她为秦王妃。当时，由于秦王李世民在统一中国的作战中不断建立卓越功勋，皇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的猜忌日益加深，两人的矛盾日趋暴露。
为弥合李渊父子裂痕，她尽力孝敬李渊及其嫔妃，为李世民在宫中树立威信。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她引导将士进入宫中，杀掉李建成。李世民对她很感激，即位后立她为皇后。她外柔内刚，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反对外戚当权方面有坚定的主张。贞观初期，她为李世民的清明政治出了不少好主意，可以说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之一。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死后，李世民称赞她“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
长孙皇后作为内宫“总管”，对子女、对宫内其他人员教育管束是比较严格的。有一次，皇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对皇后说，东宫(太子宫)的器用设施太少，请给增加一些。
皇后不许，说：“作为太子，怕的是德不立、名不扬，哪怕什么器用少呢？”皇后对宫内人员严而不苛。嫔妃以下患疾病时，她都亲自探视慰问，甚至把自己用的高级药膳拿给她们吃。太宗有时临时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回到后宫便迁怒于宫人。遇到这种情况，皇后表面上也作出发怒的样子，甚至将“得罪”太宗的宫人当着太宗的面囚禁起来。等太宗息怒之后，皇后再慢慢地向太宗申诉宫人无罪的道理，为宫人恢复名誉和自由。因此，宫中没有滥施刑罚的现象，人人都爱戴皇后，长孙皇后对与自己疏远的甚至有私怨的人，从来也不想借机报复，总是从大局出发，不计私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曾将她赶到舅家。但她并不介意异母兄这种恶劣行为。她当上皇后之后还请太宗对长孙安业“厚加恩礼”。长孙安业官至监门将军，后来与李孝常、刘裕德谋反，太宗决定处其以极刑。皇后得知，叩头流涕为其请命，说：“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处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报复其兄，岂不为圣朝之累乎？”太宗遂改变决定，将长孙安业流放于边远之地。
长孙皇后曾搜集古代妇女的善事，撰成《女则》十篇，并且写文章驳斥汉明帝马皇后关于不能抑制外戚参政，而应节制其车马之侈的论点。她认为，马皇后的论调是开外戚乱政的祸源而防其末节。她曾对太宗说：“妾之本宗，以恩泽进位，无德而禄，易以取祸。
欲保全其子孙永久，慎勿使其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她的同母兄长孙无忌与太宗李世民本是布衣之交，在帮助李世民统一中国及谋划“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得以即位等方面建有巨大功勋，是李世民的心腹和“佐命元勋”，常出入李世民卧内为之出谋划策。李世民登基后想任命长孙无忌掌握朝政，皇后“固言不可”，多次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重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内戚吕氏、霍氏之祸，可谓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相。”李世民不听，仍然任用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皇后又秘密遣人与长孙无忌商定，两人分别苦求逊职。李世民不得已才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改授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皇后这才感到放了心。
后人评论长孙皇后不赞成内戚掌握权柄的策略思想时，认为这是“虑之深远”。
长孙皇后所生长乐公主，太宗特别钟爱。在她将要出嫁的时候，太宗敕令有司，陪送长乐公主的物品要比陪送永嘉长公主(李渊之女、李世民之妹)的物品多一倍。魏征得知后谏曰：“皇帝之姑姊为长公主，皇帝之女为公主。既有‘长’字，应高于公主。若陪送物品多于长公主，甚为不可。”他引用汉明帝封皇子的故事说：“昔汉朝明帝封皇子时说：‘我子岂得与先帝子封地相等！’皆令半于先帝子(给皇子的封地为给先帝子的封地的一半)。”太宗纳其言，并入告皇后。皇后感叹地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情。
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体，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皇后还遣使持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魏征，并传语于魏征说：“闻公正直谏，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有一次，太宗上朝后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迷惑不解地问太宗要杀谁。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之上辱没我。”皇后退出宫寝，换上正式的朝服，立于宫廷之中。太宗惊问其故，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
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听了很高兴，消除了对魏征的怨气。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的重要谋臣房玄龄因受到太宗的指责而愤然请归故里。皇后当时已病重，得知此事后，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泄漏，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太宗听从皇后劝告，即刻起用房玄龄。
长孙皇后是一个注重节约的人。她的服饰用品都是作为皇后所必需的，从来没有提出过个人的要求。她还是个遵守法度的人，从不因私枉法。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她跟从太宗到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西)休养，当时已染上疾病，仍坚持与太宗一起活动，因而病情日益加重。太子承乾见皇后病得实在太重了，对皇后说：“各种药都吃过了，尊体仍不见好。请奏启父皇，大赦天下囚徒，并请佛道人士倾经祈求福助。”皇后说：
“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长寿命，吾素来不为恶；若行善对延寿无效，又有何福可求？大赦是国之大事；佛道不过是异域之教，与政体有弊无利。这些均是陛下所不为的，岂能因吾一妇人而乱天下大法？”太子不敢奏禀父皇，便将此想法告诉给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奏太宗；其他朝臣也建议实施大赦，太宗答应下来，皇后听说后马上向太宗固请不可大赦。太宗乃止。贞观十年六月，皇后病入膏肓，与太宗辞诀时，除请求不要重用外戚之外，还说：“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殡葬劳费天下，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墓葬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需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匿，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太宗听后甚为感动。皇后死后，太宗尊其号为“文德顺圣皇后”，并在其墓前刻石为文，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只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