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社会分工，人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形成了名目繁多的职业。而每一种职业名称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我们通常把专门从事商品买卖、交换活动的人叫作“商人”，把这种活动称为“商业”。“商”字缘何而来？含义何在？对此，人们进行了种种推测。
从现有资料来看，人们多把“商人”名称的由来与商代的历史联系起来。早在1927年，徐中舒在《国学论丛》第1 卷第1 号上着文指出：由于商人重视商业和善于经商，所以“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其依据是《左传。昭公十六年》中的以下一段材料：韩起有一副玉环，其中的一个在郑国的商人手里。韩起向郑伯请求，子产不给，说：“这不是公家府库中保管的器物，寡君不知道。”……韩起向商人购买玉环，已经成交了。商人说：“一定要告诉君大夫！”韩起向子产请求说：“前些时候我请求得到这只玉环，执政认为不合于道义，所以不敢再次请求。现在商人那里购买，商人说‘一定要把这事报告’，谨敢以此作为请求。”子产回答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公和商人们都是从周朝迁居出来的，并肩协作来到这块土地，砍去野草杂木，一起居住在这里；世世代代都有盟誓，用以互相信赖。誓辞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不要强买你的东西，不要乞求，不要掠夺。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过问。‘仗着这个有信守的盟誓，所以能互相支持到今天。
现在您带着友好的情谊光临敝邑，而告诉我们去强夺商人的东西，这是教导敝邑背弃盟誓，未免不可以吧！如果得到玉环而失去诸侯，那您一定是不干的。“从这里可以知道，武王灭殷后，把殷商遗民分给了各诸侯国。鲁、卫等国分到的是手工业者或种田人，而郑国分到的则是做买卖的生意人。郑桓公对待这些殷商遗民，一方面要求他们务农，另一方面又仍允许他们在农事之暇从事商业活动。李亚农据此明确地指出：”由于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后来周人以贱视殷人鄙视贾人，竟通称贾人为商人了。这就是中国人称生意人为‘商人’的缘由“。（《李亚农史论集》，第471 页）同时，李亚农在其《殷代社会生活》书中，多侧面地考证和叙述了殷商时期的商业发展概况，以证明商人的重商善贾。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则根据《尚书。酒诰》的“肇牵车牛远服贾”一语推测说：“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十批判书》第15页）。他又在《中国史稿》中说，由于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分工与各产业部门内部分工的日趋巩固和加强，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商代取得显着发展，‘商人’的名称可能即由此而来。可见，郭沫若对”商人“名称的起源问题虽没有下肯定的结论，但不认为”商人“之名是周人贱视殷人、鄙视贾人而形成的专有名词。
近年来，对“商人”名称的起源问题又有人进行了新研究。其论证全面、影响较大的是吴慧所着的《中国古代商业史》。他认为商王朝覆亡后，商族人成了周朝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到各地，由周朝严密监视和统治。一些原先的商朝贵族和平民虽然仍能“各居其宅，田其田”，保有一部分田宅和享有自由民的身份，但经济状态已不如昔日，甚至不能很好地赡养家属。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听从了周公的告诫，把经营商业作为自己的副业，商贵族一向脱离生产，身无长技，不能像其他奴隶一样可以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在“殷人重贾”风气的影响下，只好做他们熟悉的买卖行当。而那些曾因反抗而被剥夺土地和政治权利的商代遗民，除了受官府的驱使去做买卖外，没有其它出路。因此，“做买卖几乎就成了商遗民以及原先商族的奴隶的主要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也以这些人为多数”。在周人的心目里，做买卖的人就是商人，商亡后，这个印象就更深刻了。以后，虽然商、周两族的民族界限逐渐泯灭了，买卖人不再以商族人为主体，但人们仍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并把“行商坐贾”也统称为“商人”。这里清楚地指明了周初“商人”的形成原因和构成人员的身份与“商人”概念的内容，并指出，“商业”、“商品”、“商旅”诸词的形成，都与商朝的历史有关。上述几种看法虽然观察角度不同，征引的史料亦有差异，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差别，认识不尽一致，但就其总体来说，彼此间的共同点是将“商人”名称的起源与殷商遗民联系起来考察。
王志昌发表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一反常规，不谈殷商遗民，而是从“商丘”、“商国”这两个地名与国名入手。他指出，在夏代，契的孙子相土被封于“商丘”，因此称为商国，而商国的人则称为商人。被封在“商丘”的相土，“他看到商丘地点适中，广阔平坦，交通方便，便发明了马车，用马驾车的方法运输货物，往来买卖……当时商国的人们纷纷仿效，东奔西走，南来北往，到周围的一些小国、部落做买卖，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从事商业活动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是商国人，所以“周围一些小国的人们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习惯的认识，一见做买卖的人便认为是商国人，称他们为商（国）人。于是‘商人’便成了做买卖的代名词。这就是‘商人’这个名称的来历”。商国源于“商丘”，“商人”出自商国，此所谓“商丘说”。此说的一个独到之处就是认为最初出现“商人”名称不是通常人们所主张的周初，而要更早；自然，它也不是周人对他们的蔑称，而是“商周围一些小国的人们”对买卖人的称呼。（《商丘。商国。商人——“商人”名称的来历》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82年第3 期）在王文刊出之后，又有同志对这个观点持全盘否定态度（见《“商人”名称源于商丘说质疑》，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83年3 期）。可见，“商人”名称的起源问题仍在探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