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始于1896年。是年，清政府派出了13名留日学生。自此以后，东渡人数逐年上升，到1906年已达8000以上，以后几年稍减，但每年也数以千计，父送子，兄勉弟，别妻离子，舍家离乡负芨东渡的青年学子，始终络绎于东洋道上，形成了世界留学运动史上的空前壮观，所造就的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且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人们熟知的就有黄兴、宋教仁、廖仲恺夫妇、秋瑾、蔡锷和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郭沫若，还有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以及曹汝霖、汪精卫、周佛海等等。但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究竟有多少？尤其是达到高峰的1906年人数，却始终没有人能搞清楚。
1913年2月22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出席日华学生团欢迎会上演讲中谈到：留日学生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20000余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者”。1906年11月青柳笃恒教授在《早稻田学报》有关中国留学生的专门论文中也说：“清国留学生人数将达2万。”包括许多当时及后来的报刊、论文、传记中，也都谈到了，留日学生最盛的1906年，达到2万之数。
此为一说。
1928年2月24日的《时事新报》发表的《留日中国学生之现状》一文认为：“自清末派遣留日学生以来，东渡人数，岌岌有加，至日俄战争时而达于极点，一时每年留日人数至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国民党教育部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中又有另一种说法：“据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停送赴日速成生原因，系当时留东学生已达一万三千余人”。1906年8月的日本《每日电报》上也说：“据本年年初之统计，居留我邦之清国留学生竟达一万二三千人之多。”同时清政府公布在1906年第六期《学部官报》上的数字也是1.2万人。以上是第三种数字。
第四种意见是解放前出版的舒新城着《近代中国留学史》，谈到留日学生的高峰数字：“光绪三十二年已八千，三十三年达万余”。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也谈到“中国各省之留学日本者，几及万人”。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05年底，陈天华烈士蹈海时留下的“绝命词”中，号召留日学生“八千余人”，共起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当时在追悼陈天华烈士的活动中，一般也都称“八千”。1906年初，总管中国留日学生的杨枢上奏清政府也提到留日人数“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在当时经仔细分析，又认为中国留学生“实有人数应为八千左右”，因为中国学生中不少人是“得多种证书而一身拥有几种学籍者”。日本研究中日文化史权威实藤惠秀教授，在他37万字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专着中，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考证，认为1905年底的中国留日人数已在8000以上，而1906年也是这个数字，并未超出，准确数字他提出是8600人。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八千”的数字比较可靠。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例如：日本文部省编《学制五十年》一书的附录《中日间之教育设施》中提到：“中国留学生最多数时，为明治三十五年顷起，至四十一年顷止，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时，其数实超过七千人。”再如解放前出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中考证，1906年留日学生数约为6000
人。总之，说法很多，但一般都在6000至20000之间。
综上所引的许多材料，国内外许多学者比较赞成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数在“八千人以上”的说法。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权威的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7日的报道中说，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市内各校学习的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多人举行总罢课”。也就是说，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学生就已达“八千六百多人”，那么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国留学人数肯定超过这个数字，由此推论，陈天华烈士所说的“八千余人”，可能仅仅指在东京的全体中国留日学生，实藤教授研究认为准确数字8600人也有同样局限。可见，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依然无法明确，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