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胆，指专门为高级政治人物草拟撰写各种文告、演讲稿、新闻稿等文案，并出谋划策的幕僚人员。蒋介石一生就有四大文胆。他们是：长期充当蒋介石重要幕僚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陶希圣；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枝笔之称的陈布雷；蒋介石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秦孝仪。
第一位是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国民党的理论家，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与蒋过从甚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戴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坚决反共，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蒋介石的清党、铲共提供理论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为蒋介石捉刀代笔，蒋早期的许多文稿都出自戴季陶笔下。
1946年春，戴季陶随国民政府从山城重庆还都南京。194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他继续任考试院院长。此间，他的神经衰弱症复发，整日郁郁寡欢。内战爆发后，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发展壮大，会取代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全部丧失，戴季陶非常痛心，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不久，就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湾。当有关人员通知戴季陶去台时，他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1949年2月10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949年2月11日，眼看大势已去的他终于吞服安眠药自杀。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在挽词中蒋介石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着”。
第二位是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5年1月，陶希圣联合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1937年抗争爆发后，陶挟笔从政，在武汉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1938年7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旋与连士升等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发行《国际问题周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42年，任侍从室第二处担任第五组组长，主导宣传工作。1943年3月，蒋介石见毛泽东写了本《新民主主义论》，也想写一本类似的书作为响应，他为蒋介石代笔起草了《中国之命运》，受到蒋的高度器重，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继戴季陶之后的国民党权威理论家。
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第三位是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枝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着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着有《陈布雷回忆录》。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第四位是秦孝仪(1921─2007)，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二十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蒋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所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二十五年之久。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逸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当时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内地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