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尊师重教 让人汗颜

　　从关于民国的史料中发现，过去一向被我们视为不顾人民死活、只顾靠武力争夺地盘的军阀，竟也会不遗余力地兴办救育。无论是在军阀割据时期，还是在战乱时期，许多军阀都十分重视教育。几乎个个尊师重教，他们的某些做法，让我们感到汗颜和感动。
　　
　　陈炯明劝学手段独特
　　
　　民国十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着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家长们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更看不惯男女同校。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里面的学生讲新知识。半年之后，家长终于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终于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悉数采纳。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政府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广东的教育终于走在全国前列。
　　
　　张作霖：“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民国五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不但免收学杂费，而且还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不过那时候各省督军、省长无一不贪，贪来的钱用到教育上，总比买豪宅包小蜜要强得多。
　　
　　齐燮元自办“希望小学”
　　
　　民国十年前后，驻守江苏的军阀叫齐燮元，他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在日军侵华期间当了汉奸，在历史上名声很臭。但他也干过一件好，主要就是在江苏建立希望小学。
　　
　　齐燮元在南京创办过一所很大的贫儿院，说是贫儿院，其实跟现在的希望小学没有区别，也是专收那些家庭困难没条件读书的孩子入学。在民国十年，齐燮元办的这所贫儿院招收了430个男生，320个女生，规模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国民小学都要大。这些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住宿费，学校还发给他们衣服和零花钱。经费从哪儿来呢？刚开始是齐燮元自己掏腰包，后来是财政拨款，学生在手工课上学会木工、刺绣之后，周末时拿到夫子庙去卖，卖的钱也能补贴一部分学校的开支。
　　
　　齐燮元还在江苏督军府办过一所规模较小的学校，专收智力发展有缺陷的孩子，也是学费全免，他和他的妻子亲自去教。
　　
　　齐燮元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教学生语文、数学，不用备课，唯独教品德课时，需要把教材上的内容一句一句标上记号，凡是自己觉得很难做到的道德标准，他只问学生那些道德对与不对，而不要求大家按照那些道德去做。单从教学上看，这倒是个很可爱的老师。
　　
　　曹锟：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
　　
　　布贩子出身、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在做直隶督军时，也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办了一所综合大学——河北大学。可贵的是曹锟没用军队的那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的。曹锟知道自己没文化，他经常说，自彝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还得靠教授。只要他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曹锟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在教室里装了铁柜，里面放上冰块用来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恭恭敬敬地送给教授。当时河北大学的教授的工资虽然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两三百块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没有文化，却偏爱给学生训话，每次训话必强调尊重教授。他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我就要谁的脑袋。”当然，也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阎锡山：下指标包村办“强迫教育”
　　
　　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具有“强迫”的味道，挺符合民国前期称义务教育为“强迫教育”的特色。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县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
　　
　　阎锡山曾留学日本，深受现代文化的影响。他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在教育方面颇有建树。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他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然而各地由于财力所限，无法全部新建校舍，不少地方就占用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庙等原有的公共建筑作为校舍，而占用孔庙必然遭到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也会遭到善男信女的反对。阎锡山就派兵办“强迫教育”，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连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自 1942 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80％以上。这么高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何况中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韩复榘：从不拖欠教育经费
　　
　　韩复榘以大老粗着称，也是搞笑大王。他说的话虽然难听，但却也颇有几分道理。比如说用人问题，韩复榘就有个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术士、僧道类人物，统统请出了衙门，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等等。
　　
　　何思源他本是蒋介石的人，能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乃出于蒋介石的一手安排。但这并不等于说，何思源出任该职，完全靠人际关系，他本人是有真才实学的。
　　
　　韩复榘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调山东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只有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韩复榘也许是为了给何思源这位钦定的人物一个下马威，就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闻之，怒气冲冲地找到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否则他就要走人。身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韩复榘，不仅没有被触怒，反倒不断安慰何思源，并保证决不拖欠教育经费。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也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
　　
　　刘文辉:如果县政府大楼比学校好，把县长就地处决
　　
　　1935年，四十岁的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
　　
　　主政西康期间，他十分重视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他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的话是有些不中听，但话粗理不糙：教育不兴，焉能把西康“变边地为腹地”？
　　
　　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