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1917年坐镇江南，控制长江下游，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与皖系争雄而风云一时。可是到1920年10月12日，却突然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李纯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被人刺杀？是一个众说纷坛，饶有兴趣的谜。
近人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一百二十回有首叹李纯的诗，其中两句说：“无端拚死太无名，宁有男儿不乐生？”诗后批云：“李纯虽不能无疵，要不得谓非军阀之翘楚，是何刺激，竟至暴死？就中必有特别情由。但仍旧逃不出‘妻妾暧昧情事’这句话”。这里的“妻妾暧昧情事”，指的是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觉，结果被马弁刺杀而死。这虽是演义、小说家言，但决非于史无据。作者再三声明：“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要严格做到无一事无来历，要把‘临潼斗宝，鞭伏展雄’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义之林”。所以此说当不至于视为失实的无稽之谈。关于李纯因妻妾暧昧情事致死之说，在其他一些稗官轶闻、野史杂着中，也有同样记述。当年曾任李纯书记官和军需课长的苏雨眉，在解放后所撰的有关李纯的史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说，李纯是“死于同马弁私人间的桃色纠纷”（《李纯一生的聚敛》）。由此可以推断，李纯死于“妻妾暧昧情事”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与《民国通俗演义》几乎同时成书的台湾学者丁中江所着《北洋军阀史话》，则是另一种说法。丁氏认为，李纯之死，非死于李妾与马允情通之事，而是死于李与马弁的妻子有染，被马弁发现，一怒之下，把他杀了的（《北洋军阀史话》中册）。丁氏所述李纯的死因与蔡氏所述不同，这很可能是当年同时流行的两种说法。也可能李既有妻妾暧昧情事，也有李与马弁妻子私通的事。这类事出现在当时并不奇怪，它反映了民国年间军阀的腐败本质和官场生活的极度糜烂。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自杀身亡。40年代，由竞智图书馆主编吴虞公口述的《李纯全史》中有一篇《李纯之自戕》，首段说：“李抱病两月余，已渐痊可，力与图谋控制长江者，互争雌雄，忽于十月十二日晨四时逝世。省长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问，街警加岗，军官往来如织”。又说：“据可靠消息，李于十一日晚问，尚在后花园散步，精力尚健，午间接命令，加英威上将军。李阅后，长吁一声。晚六时，向副官索连日上海报看，副官恐李见报激愤，假言报尚未到。至晚十二时又问，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深为诧异，谓何以数日报都未到。汝等骗我，遂大骂。并勒令承启官张某取来，众不敢违命，遂呈上。李阅后大哭，亦不言语，病遂加重，急电请西医须藤诊视，
未开方即去。李就案写信多封，一时就寝。至三时，值日副官陈廷谟，在签押房，闻内有叹息声，未敢即入。旋陈呼内差，无人答应。陈入室，见室内无一人，李拥被而卧，一无声息，乃有弹自左胁入腹。又于床下得勃郎林手枪一枝，李遗书五封，方知李之死，实系自戕“。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金兆梓的《近世中国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都采纳了这种说法。
六七十年代之交，对李纯之死，在台、港学术界也展开过广泛的讨论，较通行的说法也认为是自杀。有的说他因长期吸烟成痢，即吸芙蓉膏成瘾，“一时不吸即欲下便”，为病魔所困，对生活失去兴趣，而起了轻生之念。
也有的说他原是冯国璋的部属，又与冯是直隶同乡，1918年冯代理总统期满下台，他因失去依靠，表示悲观绝望，“遂以手枪结束自己生命”（开国煊《李纯传》）。但对自杀之说，也有人表示怀疑。有人说：“以手枪自杀之人，宁有在床上而以枪自击其腹者乎？”也有人说：“遗嘱指定，四妾各给二千元，以李纯之财产，李纯之地位，而有此遗命，亦非事理之常”，“且自杀时间，在清晨四时，亦甚可异”；至于在被褥堆中，举枪自杀，“枪声必不能闻于外，即闻亦不远。”还有人认为，“以李之为人，亦一健者，讵甘如此毕命，实令人费解”（《李纯轶事》）。
近年来，随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对李纯之死的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见解。例如，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的《北洋人物史料三种》，既否定马弁刺杀说，也不赞成自杀说，而认为李纯之死是由李手下的军官与前帝制犯顾鳌合谋刺杀的。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一月前（即李死前一月），帝制犯顾鳌（字巨六、四川人，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法典组主任。袁死后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出逃南京）由李下令拘捕，下之于狱，并经秘密审讯，顾氏承认此来为运动帝制，与苏省军官密谋接洽，并历举其名，中有一人，自民国以来，即与李督甚为接近，且为李一手提拔，擢升要职。李氏闻之固然之怒，然亦无法，因兵权皆在其手也。及后奉上方命令释放，此殆由于张作霖之授意，李亦不言其释放之理由，此十日前事也。顾鳌既释，某军官即密谋害李，其计划极慎，其布置极周，遂获成功。”但也有人对此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所以李纯之死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个悬案，（黄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