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虽然已经当了两三年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但他还是感觉不够爽，因为皇帝的桂冠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决定着手恢复帝制的工作，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舆论上给人们打个“预防针”，这就需要口才、文笔出众的人。这时，袁世凯把目光锁定在了才子杨度的身上。
杨度，湖南湘潭人，曾经留学日本，很有才华。在日本的时候，他跟一些同盟会的成员关系很好。孙中山还曾经邀请他加入革命党，但被杨度拒绝，因为他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杨度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得到袁世凯的大力举荐，所以他一直很感谢袁世凯。而且，他还认为袁世凯就是他君主立宪中那个“君主”，决定此生跟定袁世凯。
当袁世凯打招呼叫他搞个组织为恢复帝制制造舆论时，杨度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社会名流，先后被他拉入自己的队伍。但这时，杨度觉得还必须把一个人请来，那就是《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
严复，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归国后，他翻译了着名的《天演论》，并且积极参与中国的海军建设。但看到政府的腐败无能后，他离开了海军部门，成了一名近代教育者，致力于用教育来改变国民的素质。而且，基于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他始终反对革命和共和。
所以，杨度觉得严复可以成为自己的“好同志”。
于是，杨度就让袁大公子袁克定请严复吃饭，自己作陪。吃饭的时候，袁克定对严复说：“先生，您是咱们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洋学生，见多识广。您觉得，就中国现在的国情来看，应该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才比较好？”严复还没回答，杨度就抢着说：“大公子，这还用问严先生吗？中国就应该实行民主共和制嘛。你看，世界上的强国哪个不是采用这个制度的？”
严复见杨度这么说，有点不高兴，严肃地对杨度说：“杨兄，大家都说你很有才华，但听你这句话，我觉得大家高看你啦。依我看，民主共和制在很多国家都能实行，就是咱们中国不行。”袁克定问：“先生，您为什么这么看呢？”严复说：“这很简单，中国的国民素质不高，现代民主意识很差，而宗派主义、帮派主义倒是非常发达。一旦实行民主共和制，中国不但不会从此走上富强的道路，反而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听到这儿，袁克定和杨度都鼓起了掌，并且连连说：“先生真是火眼金睛，看问题真是一针见血。佩服！佩服！中国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嘛，这样办事效率才高，日本不就是这样快速追上西方的吗？”
后来，袁克定又问：“我父亲想向日本学习，以便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不知先生您的意思如何？”严复沉默了，没说话。这时，杨度给袁克定使了个眼色，并说：“喝酒，喝酒，这个事以后再谈，今天大家喝个痛快！”
第二天，杨度就登报宣布成立筹安会。发起人有：严复、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杨度，当时人称“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成立后，杨度就马上操刀写了一篇政论文《君宪救国论》，并且积极在全国各处发展筹安会分会。
文章的大意是这样的：中国如果不废除共和制，那么富国强国就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还有可能走上亡国的道路。要想挽救中国的命运，就得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袁世凯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连连说：“杨先生真不愧是作文章的高手，说得太好了！”
袁世凯高兴，但他的很多手下不高兴。有一天，一个手下找到他说：“总统，您认为民主制好，还是君主制好？”老袁很狡猾，他反问说：“你认为哪个好？”手下说：“以我国的国情来说，比较适合君主制。但没办法，大家现在都追捧民主共和，所以??”话还没说完，袁世凯的脸色就有点不好看。这时，手下心想既然来了，就交底吧，于是接着说：“杨度等人现在搞什么筹安会，外面的人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惩办他。为了您的声誉着想，请总统还是远离他为好。”
老袁听到这儿，很不高兴地说：“杨度他们不过就是个研究政体的民间组织，许多人不是喜欢谈民主吗？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点民主？再说，反对他们的，不过就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剩下的大部分人还是明智的嘛。我从来就不想做什么皇帝，这总统的位置，也是因为万民爱戴，我才勉强坐在这儿的嘛。”
手下说：“我跟随总统多年，怎么会不相信您呢？但杨度等人积极鼓吹帝制，外面的人不明就里，还以为是您在背后指使。所以为了安定人心，还请总统惩罚杨度等人。”
一听这话，老袁勃然大怒地说：“你是我的老部下，也是我的老朋友，就请你去劝劝那些乱嚼舌头的人，不要无事生非，如果撕破脸，大家都别想过安生日子！”手下只好悻悻地走了。
袁世凯登基称帝后，杨度受到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他以前的好友梁启超骂他：“杨度就是一个无耻下贱、摇尾乞怜的走狗！”老袁称帝失败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杨度成为政府的头号通缉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