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更是思想文化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社会各方面均处于一种骚动、不安的状态。“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人们不禁陷入迷茫，需要对数不清的问题进行回答，对社会历史进行重新认识。为了稳固各自的统治，各诸侯国厉行变革，广为延揽人才，以便为自己的统治寻求理论上的指导。在这种政治多元竞争的情势下，比较多的政治空隙为“士人”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他们可以自由驰骋，“朝秦暮楚”。为了“干世主”，这些士人着书立说，相互辩难，把思维的触角伸到了各个领域，上论天，下论地，中论万物人事，纵论古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百家”是指思想流派之多。由于阶级、阶层、政治倾向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思想家们理所当然地分为不同的流派，因之人们把流派称之为“家”。习惯上的“诸子百家”，当时主要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百家争鸣既是理想的冲突，更是智慧的交流，它促进了人们的认识向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重点进军，每个人掌握知识的百科性又促进了对事物的综合考察与深入分析。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以后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各式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战国诸子中找到原形或雏形。
战国之际，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号称一大“显学”，但是战国诸子学的崛起，不仅是“各以其道相胜”，而且对孔学构成了共同的挑战。在战国诸子多维视野中，从同一个孔子那里，墨子看见无用的奢淫，《庄子》看见大盗的祸首，盗跖看见道德的伪善，圣徒们看见人性的光辉，法家人物看见社会的毒素。因而，各家思想有破有立，他们之间既有激烈的辩难争执，又有吸纳交融之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谈谈儒家与其他各家（主要是墨、道、法三家）处在怎样一种理论上的挑战与应战关系之中的。
首先对儒学构成挑战的是杨朱与墨翟。战国早期，“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倡导一种“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同上）的“为我”思想；墨子则从“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训》）而走向儒学的对立面并创立了墨学。杨朱提倡“为我”，自然对儒家的君臣伦常主义构成了威胁；而墨子则从“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非议儒者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原则，更站在简易实用的立场上极力批评儒家的“繁饰礼乐”，“惰于作务”及厚葬主张，《墨子》书中有《非儒》《非乐》诸篇专门批评孔儒。
对于杨、墨的挑战，孟子给予了正面的回击，而且他特别以排击杨朱“为我”、墨翟“兼爱”之说为圣徒的内在使命。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儒墨在战国号称两大显学，尽管它们彼此之间似乎水火不容，但是，墨子讲“兼爱”与儒家阐扬的仁爱之旨实有诸多贯通之处，如他们所讲的爱人都是基于一种理智或明智的自爱的动机。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墨子亦有言：“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另外，他们在法先王的问题上更表现出了一致性，都不遗余力地推崇尧舜，还有禹、汤、文、武。推崇尧舜，肇始于孔子，而孟子更是“言必称尧舜”。墨子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他说：“万事莫贵于义……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墨子·贵义》）正因如此，法家和庄学便往往将称述尧舜的“儒墨”连称，同时予以掊击。
其次，《庄子》一书的作者虽对孔子的态度有时比较温和，但在对孔儒实施口诛笔伐时也最是辛辣无遗。这里，我们仅谈一谈《庄子·天运》篇的作者对孔子的批评。孔子不是汲汲于标举仁义而恢复周礼吗，那么，在《庄子·天运》篇的作者看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奸（音干，借为“迂”，进）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孔子不遇治世之君，这实在是一大幸事！《天运》篇作者认为，《六经》只是“先王之陈迹”，仁义也不过是“先王之蘧庐（旅舍）”，礼义法度当“应时而变”，三皇五帝的礼义法度也正是贵在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古今之不同犹如水和陆，周与鲁之异亦如船与车，而孔子企求将周朝的制度推行于鲁国，正像把船推到陆地上行走；古今之不同亦犹猿猴异于周公，现在让猿猴穿上周公的礼服，它一定咬破撕裂，以至脱光而后快。一言以蔽之，孔子主张“复古”即恢复周礼，无异于“东施效颦”。
最后，法家与儒家也是势不两立的。儒家以善恶来界定人性，法家则认为人性好利；孔儒认为理想的“有道之世”存在于过去的时代，法家则认为“世异则事异”而站稳“当今”时代的立场；儒家主张任贤以推行“德政”“礼治”，法家则倡言庸主“法治”足矣。正当孟子退而潜心着述，“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时候，商鞅却正在秦国掀起了一场埋葬儒学的社会改革运动，即“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后有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为社会之蠹首，属“奸伪无益之民”，从而劝人主首加铲除。
面对诸子的挑战与批评，荀子曾对诸子学（包括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其所着《非十二子》与《解蔽》之文，指斥十二子之说“足以欺惑愚众”，或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唯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并认为“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正是当今仁人之要务。荀子还具体反驳了墨子的“非乐”“节用”观，驳斥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的观点（《荀子·儒效》），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等。但是，荀子在弘扬孔子之道的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特别是他讲的礼即是熔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为一炉。
总之，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家既有分又有合，尤其是他们在政治上（庄子是个例外）大多都鼓吹君主专制，为统治者提供了各式各样相反而又相成的可供选择的治国方案和统治术，以增强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因此，他们表面上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在为君主专制主义创建理论上，却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同志！（文/林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