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子家语》本子，本来附有西汉孔安国的序文，根据这个《孔安国序》的叙述，《家语》记录的是当时公卿士大夫与孔子及孔门弟子交谈问对的情况，与《论语》《孝经》同时，后来弟子取其中“正实而切事者”，也就是孔子可能常常说起，意义笃实，并且切合某些生活或者切合事件的、具体的言谈，集录为《论语》，其余的就集录为《孔子家语》。根据我们的研究，孔安国的说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孔子在世的时候，长期从事教育活动。那时，在与孔子的交流过程中，孔子弟子都有随时记录和整理孔子言语的习惯，比如，在《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的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孔子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君子应该如何行世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从言行两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然后又要求子张不论是站立还是坐车，不论在做什么事情，都要时刻让“言忠信”“行笃敬”这两条要求浮现在眼前。面对孔子这样十分精到的论述，子张担心忘记，将孔子的言语记录在衣服的带子上。
其实，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言论都会及时进行记录和整理。《孔子家语》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入官》有“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子张回去以后把孔子的话记录了下来。再如《论礼》有“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在听了孔子的话后，子夏激动地表示要记录下来。其实，有时候，孔子也会要求自己的学生把一些重要的见闻记录下来，比如《正论解》有“子贡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同篇还有“孔子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可谓不过矣。’”
在上引材料中，“退而记之”的“记”很明显是“记录”的意思。至于“志”“识”，其实也都有“记”的意思。《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师氏”，其职掌中有“掌国中失之事”，将合理、不合理的事情加以记载，以“教国子弟”。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国语》中的历史记载，就像教材类的短文，很多就是这样得来的。孔子之时，礼崩乐坏，这样的制度已经废弛，孔子与弟子很可能会对一些事物进行记录，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相关材料留存下来。因此，前引材料中的“志”“识”，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记在心里。
《庄子·天下》篇有“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之语，说的是有关古人治理天下之道的记录。《礼记·礼运》篇中则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作“记”。《礼运》篇中，不论“记”还是“志”，都有“记载”“记录”“志书”之义，朱彬《礼记训纂》引刘台拱解此字曰：“志，识记之书。”
孔子的不少弟子都有自己整理和保存着的学习记录。那么，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汇聚起来的？又是怎样汇聚起来的呢？
与今本《孔子家语》并行的有三个“序”：一是汉代孔安国《家语》“后序”；二是孔安国的后人所撰写的“后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三是三国时期魏国人王肃的序。后来一般笼统地称之为《家语》“三序”。《家语》的“三序”涉及了《家语》成书与流传的许多情况，是我们今天了解该书成书过程的基本材料。
在孔安国的序文中已经明确说到了两点：第一，这些材料本来是出于孔子弟子所记；第二，《孔子家语》与《论语》等时代相同，真实可靠性一致。
关于《论语》的成书时代，学术界有过许多较好的研究，综合学术界的研究，结合新出土的材料进行探讨，《论语》应该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主持编纂而成，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我们推断，《孔子家语》的编纂，也一定与子思有重要的联系。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孔子去世后，孔子的众弟子们似乎难以承受失去孔子所带来的迷惘，他们曾经因为同门中的有若“似孔子”，而推举他代替老师。但好像没过多久，因为有若毕竟不是老师而遭到否定。这一事实也透露了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的分化，同时显示出编纂孔子遗言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据分析，此时最有资格、有能力，又有号召力的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孔子家语》出于子思的领纂当无问题。
有学者认为，《孔子家语》的名称是后来才有的，我们认为未必如此。《孔子家语》孔安国序谈到了孙卿（荀子）入秦所带书籍，其中没有说到“孔子家语”的名字，而称为“孔子之言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再说到秦始皇焚书时，才又冠以“孔子家语”之名。于是有人认为本来没有“孔子家语”之名，后来，该书曾经流散，几经周折，直到最后，孔安国重新得到，分门别类，撰集成四十四篇的《孔子家语》。在王序中，也没有说先秦已有《家语》；子襄壁藏诸书有《家语》，清朝学者孙志祖引徐鲲说指出：“此‘家语’二字后人妄加也。”今也有人认为，王序两次讲到孔安国“集录孔氏家语”“又撰孔子家语”，可见王肃也认为《家语》是由孔安国编成的，“家语”的名字可能与他有关。
其实，这样的推断是难以讲通的。荀子入秦所带书籍不止一种，孔安国序文没有提及“《孔子家语》”的书名非常正常，这与战国时期《孔子家语》已经成书的说法并不抵触。《孔子家语》孔序和孔衍《孔子家语》奏言都说孔安国和《孔子家语》有密切关系，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孔安国之前并没有《孔子家语》一书，则难以成立。
要知道，孔安国所编撰的《孔子家语》其实在汉代一直没有流行，但《汉书·艺文志》将《孔子家语》列为《论语》十二家之一，这实际上间接证明了《孔子家语》孔序的说法，即认定了孔安国以前已经有《孔子家语》的存在。
《孔子家语》的名字，我们认为《史记·孔子世家》已经透露了端倪。按照司马迁的描述，孔子去世后，“孔子家”成为诸生演习讲礼的场所，成为弟子后学缅怀、追思恩师的场所。其中记载说：“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有不少学者指出，其中的“冢”应为“家”之误，这里的三处“孔子冢”都应当作“孔子家”。这与后面所说的“诸生以时习礼其家”正相对应，因为乡饮、大射之礼也不能在“冢”上举行。因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鲁国这个地方世世代代都按一定的时间去孔子的家中祭祀孔子，而且，鲁国的儒生也在孔子家学习礼制，孔子的家占地有一顷之大，孔门弟子住进了孔子故居的房间内，后来就用孔子的家作为祭祀孔子的庙了。
可以想象，弟子后学住进孔子原来的居堂中，除了按时举行礼仪，他们还将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讲课记录”汇聚到一起。显然，孔子的逝世，弟子后学失去了恩师，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托，因此，他们便汇聚孔子言论，集中孔子学说，在孔子裔孙子思的主持下，共同编辑了《孔子家语》。
《说文解字》说：“语，论也。”《广雅》说：“语，言也。”“孔子家语”应该就是“孔子家”的论说集或言论集，也是在“孔子家”中编辑而成的论说集、言论集，不难理解，《孔子家语》与《论语》在内容、性质上完全相同。
至于《孔子家语》中的“家”，其实与孔子的地位有关。孔子在鲁国为大司寇，属于卿大夫一级，《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孔子受到尊敬，被视为“卿大夫之家”，或者与之相关。也就是说，所谓“孔子家语”，也就是孔子的论说集。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孔子逝世之后，在“孔子家”，他的弟子们按时举行礼仪，将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讲课记录”汇聚到一起，编辑而成的论说集、言论集。
孔子弟子将各自记录整理的有关孔子的材料汇聚“集录”在一起，这应当就是《孔子家语》的原型。很明显，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较为完全的“集录”本会有不少儒家弟子后学进行传抄，从而流行开来。
在《孔子家语》的孔序中，孔安国较为清楚地描述了《孔子家语》的流传情况，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下：
第一，战国之世，孟子、荀卿守习儒学，《孔子家语》可能传本不一。《孔子家语》后序曰：“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唯孟轲、荀卿守其所习。”也就是说，孔子以及孔门弟子相继去世后，到了战国时期，儒学思想散乱而被人随意曲解、利用，这时候仅有孟子和荀子严守儒家的思想。
战国时期，儒学有一个发展与传播的过程。孔安国所言“儒道分散”，仅仅从《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可以想象，在各家各派争为正统、自以为“真孔”的过程中，大家所拿起的最为重要的武器还是孔子的言论。到战国中期，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关于孟子的着作，我们今天可以见到并且认为可信的材料只有《孟子》七篇，其中与《孔子家语》的关联显然不及《荀子》。在《荀子》一书中，很多的内容都与《孔子家语》一致，这多少表露了《荀子》在批评各家为“俗儒”“贱儒”的时候，它所掌握的标准或者所拿着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孔子家语》。
第二，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秦昭王，《家语》由此传入秦国；由于《家语》与诸子同列，故后来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
在孔安国看来，先秦时期虽然有不少《家语》材料在流传，可能也一定会有不少人在传习《家语》，但荀卿毕竟“守其所习”，而且，将《孔子家语》传到秦国并且使之流传到汉朝，都是荀卿的功劳。这样，就保证了《家语》材料的“纯正”，避免了“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的影响。
第三，汉初刘邦灭秦后，“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后为吕后取而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孔子家语》散入民间，遂出现了《家语》的多种本子。《后序》还说，这时候有些人随意增损《家语》中的话，于是同是一事，记载却有不同。
孔安国所言“悉敛得之”，说明汉朝灭秦时所得到的《孔子家语》是一个全本。他还说到这些材料“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这些描述，非亲见者所难以言之。孔安国见到这些竹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汉朝到吕后再到他本人，这些材料一直是在流传着的。
第四，景帝末年募求天下书，那时，京师的士大夫都送书到官府，这期间得吕氏所传《家语》，不过，这些材料“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之辞”混乱地放在一处，后来又没有得到妥善的保管，和其他的典籍如《曲礼》等散乱在一起了。
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重要。景帝末年募求图书时，官府中一定集中了不少的《孔子家语》的材料，也就是说，在景帝时，皇家图书馆（秘府）已经有了《孔子家语》一书。当然，这部《家语》（或者这些《家语》材料）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因为这些可能已经不单纯是《家语》的竹简，而是与其他相关记载混杂堆放的。（杨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