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是一部关于如何学习修身、为政之道的书。《四书章句集注》载，“《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大学》的“大”，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这是相对“小学”而言的。
周代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大戴礼记》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大戴礼记·保傅篇》）朱熹《大学章句序》记载：“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书章句集注》）八岁入小学，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即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是为政之学。故朱熹《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大人之学也。”汉代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三礼目录》）《礼记》进一步点明其“化民易俗”的教学目标：“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
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人道孰为大”问题时，曾经表示“政为大”。依据这一原则，大学之道便是为政之道。孔子说“政者正也”。正，正己正人。所以，“大学”的本意更应该是指由修正自身为起点的为政之学。正己属于个人的修治，正人则是公众事务的治理。大学之道，可以说起点是修己安人，而后扩大范围，方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此为核心，《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每一个都以前一个为先决条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四个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三个是“修身”的必然效果。从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它明确肯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宋明理学把“理”或“知”看作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对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大学》的撰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过。《大学》由《礼记》中的一篇，到从《礼记》中抽出来而独立成书，进而与《论语》《孟子》《中庸》合成“四书”，成为与“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方面也越来越明显。为反对佛教，唐代韩愈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中“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行阐释，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北宋司马光编撰《大学广义》，是《大学》独立成书之始。
宋代程颢、程颐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因此大力提倡，特别重视《大学》，曾分别将它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编，使之独立成篇。
在二程的基础上，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做成章句，注释阐发己意。并将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注释，称为“四书”，并以《大学》为四书之首，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刊刻成《四书章句集注》。
虽然《大学》文字浅近，但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末尾特别强调“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并引用别人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所以，朱熹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特别突出其重要性，其中的奥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大学章句序》中所言：“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子语类》卷十四）这就为人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宜先看”三字说明《大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门的重要途径，是“为学纲目”。
朱熹在将《大学》抽出独立成书的过程中，认为《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进行编排，分为“经”“传”两部分。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与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经过其重新编排，便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学》版本。
《大学》历代注本很多，主要有宋朱熹的《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明王守仁的《大学问》，清陈确的《大学辨》，清李[图片]的《大学传注》等。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