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偃是谁？狐偃生平简介
家族缘起
狐氏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大狐容，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大狐氏，为春秋时期晋国原始旧姓。大狐氏原姓姬，因其先祖被分封在狐氏大戎(今山西吕梁山区)，故以地名为姓氏，称大狐氏。在晋国建立初期，真正的宗周贵族是不多的，叔虞统治的“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等族人，大部分还是土着居民。事实上，晋国的“胡”风一直是很浓厚的，从西周初期受封于唐邑，后改唐为晋，建立晋国。其时，晋国人与周边民族通商、通婚的现象一直就十分普遍，国君也不例外。在史籍《左传》中称，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汉朝史学大家司马迁也认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
大狐氏，后多省文简改为单姓狐氏，世代相传至今。
出仕晋国
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子犯是重耳的“舅氏”，虽然史籍语焉不详，但由此大致可推知子犯是与其父狐突，其兄狐毛，跟随狐姬一道由戎入晋的。
辅助重耳
公子重耳少年
时期便受教于狐偃，赵衰等。这几个人“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焉”，成年以后仍是如此。后来楚成王赞他“广而俭，文而有礼”显然是狐赵等人耳濡目染的结果。献公八年（前671年），迁都绛（今山西新绛，一说翼城），狐偃随重耳至绛。献公十二年，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乡宁），夷吾居屈（今山西吉县一带），狐偃又随重耳至蒲。献公二十一年，骊姬诬谄申生有弑君杀父之意，申生自缢身亡。到了这个危急的时刻，狐偃出场了。他早就对骊姬这个女人注意了，认识到当前的局势对重耳不利。就算晋献公不杀重耳和夷吾，但只要在国都呆着，就难逃骊姬毒手，看来还是走为上策，就给两个外甥出主意：请命由重耳守蒲城（今山西隰县西北）、夷吾守屈城（今山西吉县）。于是，他就同狐毛、赵衰、先轸、贾佗、魏犨等人护送公子重耳到了蒲城暂避。一年后出亡。有关狐偃这数十年的事迹，史载不详。据考，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即己成人，狐偃寄人篱下，尽为父为师之劳，不会有大的作为，但对晋后期政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公染于舅犯，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评价中肯贴切。
狐偃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辞劳苦，夹辅重耳，为他出了很多计策，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宏图霸业。
避祸狄国
重耳一行离晋后，狐偃力主去狄。当时，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北杏盟约后，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狐偃为何弃强投弱呢？因为他意识到，齐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举步维艰，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即使能免于追杀，也会困死途中。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也有疑问。而狄近易达，又是重耳母国，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还有狄晋毗邻，可以观望动静，蓄力待时。可见，这个决定不失为上策。
重耳在狐偃、赵衰等人的保护下在狄国躲避起来。但是，晋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派系林立，以大臣、太子太傅荀息为首的当然力挺奚齐，以大将、故太子申生的铁杆粉丝里克为首的誓杀骊姬一党。只因晋献公在世，各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公子重耳接到外公狐突发来的密件，哭着要回去奔丧。狐偃及时劝阻了他：现在晋国是骊姬党羽的天下，奚齐是太子，必然要当国君。你现在想回去尽孝道，但骊姬会将你视为国君的竞争对手，断然难逃毒手。
秦国国君秦穆公是一位政治高手，一直对晋国的事情洞若观火。他派公子絷远赴狄国慰问重耳，实际是试探重耳。公子絷说：我听人说，得国也在这个时候，失国也在这个时候，你虽然很庄重地身穿丧服，但时机不可错过啊。重耳赶紧把这话告诉狐偃。狐偃说，这是秦国在试探你，你必须辞谢，要表明仁爱思亲才是最宝贵的，而趁君父逝世去谋图私利是有罪的。重耳便按舅父的指导去对公子絷说：承蒙贵国国君慰问，不过我失位出亡在外，君父又去世了，不能回国守孝已是天大的过错，我又怎敢有别的想法，辜负贵国国君的好意呢？说完，对公子絷磕头而不拜谢，哭了一会就站起来，起来以后就不再和公子絷私下谈话了。
秦穆公知道后，感叹地说：多么仁爱的公子重耳啊！对使者磕头而不拜谢，表明他没有做晋君继承人的想法；哭了一回才站起来，表明他对父亲深切哀思；起来后不与使者私谈，表明他避开了自己的利益。从此，秦穆公对重耳另眼相看。
没多久，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和两个幼子都死了，公子重耳和夷吾就成了大臣们议论的对象。里克当时大权在握，是倾向于重耳的，于是就派狐偃的父亲狐突到狄国来，请重耳回去登位。狐偃把父亲请到密室，把重耳、赵衰叫来一起商议。狐突老迈，认为时机到了，可以回国。但狐偃对父亲说：这些年晋国发生了各种血腥的政变，现在国内一片混乱，大权旁落，公子重耳回去就一定能够稳住局势吗？狐突虽然是资格很老的重臣，但手头没有兵权，也拿不准。最后，大家还是一致同意狐偃“退一步再看看”的策略。重耳让狐突回复里克说：君父在世时，我违命出逃；君父去世我也没能尽孝，哪还有脸回来当国君呢？我的兄弟还有很多，贤能的也不少，请文武大臣们择贤而立吧。
对于重耳的婉拒，里克非常失望，只得选择公子夷吾，派重臣到梁国将夷吾接回来。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国大将公孙枝强兵的保护下回国登位，是为晋惠公。晋惠公回国后，把失败归结为重耳的过错，认为国中有大臣还惦念着重耳，才不给力，他才会输给秦国，于是就派了杀手，追杀哥哥重耳，并警告狄国，要是再保护重耳，就要派兵攻打。
狐偃听到风声，深感狄国是呆不下去了，就简单收拾行李，与同僚护送重耳仓皇出逃。在苦寒之地呆了十二年，重耳在当地娶妻生子，只得抛下妻儿流亡。
流亡列国
重耳等人到了卫国。卫文公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生怕收留了重耳将惹恼晋惠公，连见都不见。狐偃劝他说：自古以来，成大事的人都要历经磨难，寻常白眼算不得什么。我听说齐桓公礼贤下士，又是你哥哥申生的外祖父，肯定会接纳我们。再说，齐国的相国管仲去世了，齐国需要人才，或许我们能凭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齐国出一点力呢？不如到齐国去。
重耳出逃时并没带太多东西，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卫国境内的五鹿，终于看到了一个耕地的农夫。重耳不顾公子的身份，上前讨些食物充饥。那农夫听说是逃亡的公子，向他吐了口口水，在地上抓了块土递给他。重耳再有修养，也被气得三魂出窍，绾袖子要找农夫拼命。狐偃及时阻拦了，笑着对重耳说：这是上天的恩赐啊！百姓给你土块，预示着你将拥有土地，拥有土地就拥有国家。重耳听了，恭敬地接过土块，向农夫表示感谢，并将土块揣在怀中。
重耳在狄十二年，狐偃反劝他赴齐。此时戎狄势力大为削弱，己无力帮助重耳“成事”，齐桓公虽年已垂暮，但雄心犹在，欲借晋为助，与秦楚抗衡，维持霸主地位。且“管仲殁没”，“哀而思始”“求善以忠”，定会收留人才济济的重耳一行。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渥。只是由于齐桓公卒，五子争立，诸侯叛齐，内外交困，“子犯知其不可以动”，才毅然决定离开齐国。
这时，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他枕于安乐，“遂无去心”，“有终焉之志也”。狐偃又与姜氏谋，“醉而载之以行”。如果不是狐偃机智果敢地迫使重耳离齐，重耳只能在齐国苟且一生，文公霸业将无从谈起，春秋历史形势必会大变。
扫除内乱
重耳返国，时值晋动荡之余。十数年间，晋内讧不已，国乱民忧。先是“骊姬之乱”，继而献公去世，里克、邳郑杀奚齐、卓子，荀息身亡，晋惠公夷吾上台后，又杀了掌握实权的里、邳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对外惠公背信弃义，发动不义战争，使晋元气大伤。
然而，从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到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前后不到五年时间，文公何以能宣信诸侯，称雄天下呢？《左传》云，文公历游诸国，备尝“险阻艰难”，故返国后，知“励精图治”以求霸。事实上，这是狐偃、赵衰等股肱之臣，帮助文公“蓄爱百姓，厉养戎土”的结果，其中，狐偃更是出了大力。
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从而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主要措施有：—，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多年来，随重耳共度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国事，“以厚民性”。三，废除繁重的徭役，减免苛捐杂税，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四，鼓励农耕，劝有分无，省灭国用，足财备凶。五，“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晋军能在城濮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无疑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
发兵勤王
文公元年（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简师父，左鄢父求救于晋和秦。文公二年，秦军至河上，将纳王。由于晋大乱之余，百端待举，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偃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见卓识，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当时，整个局势对晋极为不利。远在南方的楚国，自成王继位后，不断向北方扩张领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会后，楚加紧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继齐桓公之后而称霸中原之势。西秦也不偏安于边陲，一直在觊觎晋国的领土。狐偃当然知道，只有南阻强楚，西扼边秦，才能入主中原。而此时的晋国，积贫积弱，国步维艰，在经济军事方面尚无力与秦楚抗衡。为此，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况周王室同晋宗室有名义上的宗法关系，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偃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带于隰城（今山西隰县及周边一带），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
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军事天分
狐偃不仅具有政治家过人的胆识，还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晋军在数量抑或质量上都逊于楚军。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提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晋军伐曹卫，取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
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惧色。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他预言：“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打消了晋文公的顾虑。狐偃战赂上蔑视敌人，是以战术上重视敌人为前提的。《吕氏春秋》云：“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曰‘楚众我寡，为之奈何’，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以文，繁战之君，不足以诈，君亦诈之而已。”在城濮之战中，晋军始终贯彻狐偃“诈”的策略。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战争中间，狐偃、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以“败绩”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