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冬天，鲁迅与周作人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北京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三弟周建人虽无收入，但是鲁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加起来，超过50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此时周氏兄弟都处在自己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二人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兄弟失和
鲁迅是1881年9月出生的，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鲁迅12岁那年，祖父因为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鲁迅的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急速败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却向母亲磕了一个头，去南京求学。1902年，鲁迅又飘洋过海，去了东京。在异国他乡，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除了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还给在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在日留学期间，鲁迅曾经回来参加母亲给他包办的婚礼，妻子名叫朱安。但是，结婚后的第4天，鲁迅就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留学过程中，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鲁迅觉得充满屈辱，例如，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写道，他因为成绩优异，被日本同学写信辱骂，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因为讨好老师，预先知道了考题。但周作人就不一样，因为一些与日本留
1909年的鲁迅学机构交涉的事情，都是鲁迅代办的，在周作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受日本人欺压的事情。相反，周作人的《日本的人情美》等文章里充满了对日本文化的赞美和向往。特别是残留在民间的汉唐遗风更让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另外，周作人在1908年就开始和他们的日本侍女羽太信子眉目传情，并终于两情相许，在1909年商定了结婚日子，更觉得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和早年留学生活的感觉多少有些关联。
周作人留学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
1912年，鲁迅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北上北京。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也从日本回到绍兴。这个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在事业上开始合作，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1917年，原来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鲁迅便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终于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兄弟三人终于实现大团圆，他们还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接到北京一同赡养。
正当鲁迅与周作人都在事业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时刻，他们却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断绝来往。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引用《诗经·小雅》里所说的那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这让人们想起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的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原来，鲁迅与周作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由家乡的法师给取过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当兄弟失和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回忆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莫非，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竟是天意？如果不是，又是怎么回事呢？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1923年1月，他们曾经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
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还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充满手足之情和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此后，他们还曾经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6月，兄弟两个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11篇，周作人译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还同游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在日记中留下“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记载。
但是，在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却突然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这封信很短，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经在《苦雨》里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那么，这一夜，鲁迅是否也被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简单的一句话提到此事：“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显然，当鲁迅想和周作人沟通的时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绝了。
于是，鲁迅从当天开始就和周作人家分开吃饭，不久鲁迅就搬出了八道湾，并把朱安和母亲一块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显然，在周作人的日记里，已经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同日，鲁迅也在日记里写下：“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简单的一语带过，让人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当年鲁迅从八道湾里搬出去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关于个中情由，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表白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于是，当年在八道湾里发生过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众说纷纭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了“五四”双星的失和；也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所以试图勾引弟媳，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今天，对于鲁迅兄弟失和这件事，学者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推测。但是有一点研究者们却看法一致，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认为的那样，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但是，他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会太错。不过，人们接下来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问：这所谓的家庭纠纷又是些什么事呢？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却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显然，在知情人看来，羽太信子对鲁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满的。关于这点，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关于这点，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阅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但是，为什么“不愿”呢？周作人却没有说。这就为研究者们的各种猜测提供了空间。
一种说法认为，鲁迅兄弟失和，起因于经济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人罗列了一些与鲁迅、周作人关系密切者的看法。
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周建人回忆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十几个，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都是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得十多块钱花掉了。”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1930年1月4日，鲁迅、许广平与百日幼子海婴。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也曾说：“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窥弟妇沐浴，这种说法因为涉及到一些隐秘问题，故此也流传很广。
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进行了解释：“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
周作人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还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也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更加离奇古怪的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发表了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里面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事实是：鲁迅一生手足情深，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回忆，鲁迅曾经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见，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一说完全是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的结果，不足为信。
综上所述，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并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当年周氏兄弟家庭内部的恩怨与纠纷，是是非非，就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说得明白，旁观者更是无法定论，实际上，也无须下定论，特别是时过境迁，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更没有必要进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想象与猜测。
各走一端
也许鲁迅与周作人在兄弟失和后的各自反应与不同发展，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1923年8月，鲁迅从八道湾搬出，母亲鲁瑞也跟随她的长子一起搬出，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回八道湾。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八道湾的住所是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因此也对周作人完全失望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绍兴城的著名私塾“三味书屋”
不过，鲁迅却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1923年10月1日，他在从八道湾搬出不久之后，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他对周建人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1932年11月20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1925年，在被逐出八道湾两年之后，鲁迅发表了小说《弟兄》。在小说里，他回忆了自己当年帮助周作人看病，请医生来诊治的往事，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希望通过小说，向周作人传达出自己的心愿，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尽管如此，鲁迅表达救助的热心却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虽然鲁迅一直希望能够兄弟和解，但一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在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又如何表现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是，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对理想中美好人生的幻灭感。
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年，周作人写了一篇《破脚骨》。据章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从一向温和的周作人笔下流露出这样恶毒的咒骂，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不过，兄弟二人虽然绝交，但并不妨碍向同样的敌人开火。1925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当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求援。于是，鲁迅起草了《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以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的名义发表，周作人明知道是鲁迅执笔的，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最终，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周作人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绪此后却一落千丈，他日益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沟通，鲁迅只好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川岛）写信，请他劝说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来信，感慨不已。然而遗憾的是，周作人却没有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的又一次眷顾，被无声无息地撞了回来。
而此时的鲁迅已是病入膏肓。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5岁。
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并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周作人的脸色非常难看。
1937年7月7日，日军围攻北京。8月4日，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不愿意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从此，沦落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为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为10年。
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黯淡的余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作人就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叫他交代问题。这时，周作人已经站不起来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猝然死亡，终年83岁。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兄弟失和
鲁迅是1881年9月出生的，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鲁迅12岁那年，祖父因为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鲁迅的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急速败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却向母亲磕了一个头，去南京求学。1902年，鲁迅又飘洋过海，去了东京。在异国他乡，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除了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还给在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在日留学期间，鲁迅曾经回来参加母亲给他包办的婚礼，妻子名叫朱安。但是，结婚后的第4天，鲁迅就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留学过程中，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鲁迅觉得充满屈辱，例如，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写道，他因为成绩优异，被日本同学写信辱骂，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因为讨好老师，预先知道了考题。但周作人就不一样，因为一些与日本留
1909年的鲁迅学机构交涉的事情，都是鲁迅代办的，在周作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受日本人欺压的事情。相反，周作人的《日本的人情美》等文章里充满了对日本文化的赞美和向往。特别是残留在民间的汉唐遗风更让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另外，周作人在1908年就开始和他们的日本侍女羽太信子眉目传情，并终于两情相许，在1909年商定了结婚日子，更觉得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和早年留学生活的感觉多少有些关联。
周作人留学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
1912年，鲁迅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北上北京。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也从日本回到绍兴。这个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在事业上开始合作，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1917年，原来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鲁迅便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终于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兄弟三人终于实现大团圆，他们还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接到北京一同赡养。
正当鲁迅与周作人都在事业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时刻，他们却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断绝来往。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引用《诗经·小雅》里所说的那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这让人们想起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的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原来，鲁迅与周作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由家乡的法师给取过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当兄弟失和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回忆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莫非，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竟是天意？如果不是，又是怎么回事呢？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1923年1月，他们曾经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
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还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充满手足之情和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此后，他们还曾经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6月，兄弟两个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11篇，周作人译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还同游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在日记中留下“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记载。
但是，在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却突然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这封信很短，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经在《苦雨》里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那么，这一夜，鲁迅是否也被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简单的一句话提到此事：“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显然，当鲁迅想和周作人沟通的时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绝了。
于是，鲁迅从当天开始就和周作人家分开吃饭，不久鲁迅就搬出了八道湾，并把朱安和母亲一块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显然，在周作人的日记里，已经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同日，鲁迅也在日记里写下：“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简单的一语带过，让人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当年鲁迅从八道湾里搬出去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关于个中情由，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表白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于是，当年在八道湾里发生过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众说纷纭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了“五四”双星的失和；也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所以试图勾引弟媳，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今天，对于鲁迅兄弟失和这件事，学者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推测。但是有一点研究者们却看法一致，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认为的那样，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但是，他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会太错。不过，人们接下来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问：这所谓的家庭纠纷又是些什么事呢？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却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显然，在知情人看来，羽太信子对鲁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满的。关于这点，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关于这点，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阅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但是，为什么“不愿”呢？周作人却没有说。这就为研究者们的各种猜测提供了空间。
一种说法认为，鲁迅兄弟失和，起因于经济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人罗列了一些与鲁迅、周作人关系密切者的看法。
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周建人回忆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十几个，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都是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得十多块钱花掉了。”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1930年1月4日，鲁迅、许广平与百日幼子海婴。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也曾说：“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窥弟妇沐浴，这种说法因为涉及到一些隐秘问题，故此也流传很广。
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进行了解释：“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
周作人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还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也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更加离奇古怪的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发表了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里面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事实是：鲁迅一生手足情深，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回忆，鲁迅曾经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见，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一说完全是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的结果，不足为信。
综上所述，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并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当年周氏兄弟家庭内部的恩怨与纠纷，是是非非，就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说得明白，旁观者更是无法定论，实际上，也无须下定论，特别是时过境迁，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更没有必要进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想象与猜测。
各走一端
也许鲁迅与周作人在兄弟失和后的各自反应与不同发展，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1923年8月，鲁迅从八道湾搬出，母亲鲁瑞也跟随她的长子一起搬出，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回八道湾。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八道湾的住所是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因此也对周作人完全失望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绍兴城的著名私塾“三味书屋”
不过，鲁迅却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1923年10月1日，他在从八道湾搬出不久之后，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他对周建人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1932年11月20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1925年，在被逐出八道湾两年之后，鲁迅发表了小说《弟兄》。在小说里，他回忆了自己当年帮助周作人看病，请医生来诊治的往事，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希望通过小说，向周作人传达出自己的心愿，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尽管如此，鲁迅表达救助的热心却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虽然鲁迅一直希望能够兄弟和解，但一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在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又如何表现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是，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对理想中美好人生的幻灭感。
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年，周作人写了一篇《破脚骨》。据章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从一向温和的周作人笔下流露出这样恶毒的咒骂，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不过，兄弟二人虽然绝交，但并不妨碍向同样的敌人开火。1925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当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求援。于是，鲁迅起草了《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以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的名义发表，周作人明知道是鲁迅执笔的，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最终，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周作人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绪此后却一落千丈，他日益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沟通，鲁迅只好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川岛）写信，请他劝说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来信，感慨不已。然而遗憾的是，周作人却没有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的又一次眷顾，被无声无息地撞了回来。
而此时的鲁迅已是病入膏肓。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5岁。
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并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周作人的脸色非常难看。
1937年7月7日，日军围攻北京。8月4日，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不愿意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从此，沦落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为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为10年。
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黯淡的余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作人就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叫他交代问题。这时，周作人已经站不起来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猝然死亡，终年83岁。